不确定因素预下的应变型决策

　　文/本报评论员 朱冰尧

　　“不平凡的5年”——这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开头部分对过去5年总结的第一句话。所谓“不平凡”，一方面可以解读为“齐心协力，顽强拼搏，克服困难，取得成就”的坚韧与勇敢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显现出这5年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矛盾。

　　这里面包含了“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包含了“突如其来的严重非典疫情”，还包含了刚刚过去的“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等特大自然灾害。”

　　这些现象都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那就是“不确定性”因素。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坦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必须要“密切跟踪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及时灵活地采取相应对策，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

　　“不确定性”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干预和影响着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国际粮价上涨，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加大。

　　从国内市场环境看，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过快，流动性过剩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宏观调控的难度无形中加大。

　　特别是一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而至，让政府在不确定因素影响下进行宏观政策决策的要求显得更为急迫。“坚持稳中求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被确定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需要把握的原则之一。显然，慎重考虑“不确定因素”的干预和影响是决策的依据之一。

　　总理作报告的次日，中国三位经济主管部门的高官同台详解经济热点和应对措施，涉及宏观调控的有效性、CPI、美国次贷影响、人民币升值、通胀危险、股票交易印花税。

　　与会代表委员及会外经济学家大多认为，政府的“组合拳”举措旨在稳定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它表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家已把控制价格过快上涨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刚性杠杆”，但同时又为调整经济结构，促使国民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提供了空间。

　　我们知道，在步入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继去年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数次发行巨额央行票据后，又在1月25日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至15%，达到自1984年设立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的历史最高。

　　但是，只用常规战术显然不能应对多变的世界，我们的政府智慧要从规律化的常态决策逐步走向常态决策中的应变型政府。只有这样，非典疫情也罢，特大雪灾也罢，次贷危机也罢，都不会让我们的经济显得手足无措。

　　宏观调控从长期来看，要未雨绸缪，应对经济增长由较高速度转向较低速度的拐点的变化；从中期来看，要采取综合性对策应对和消除高投资、高顺差、高流动性的负面效应；从短期来看，应当保持主要宏观政策工具的“相机抉择”、微调为主的合理操作。

　　因此，虽然中国发展整体看好，仍要继续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给予充分估计。“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这是本次两会代表委员对中国经济最多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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