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刚：大部制改革任重道远

　　“大部制改革”任重道远

　　-何刚 文

　　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涉及政府换届、改革开放30周年和北京奥运会等重要而独特的背景，因此引发了海内外高度关注。经济界人士尤其关心，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与之相匹配的政府职能能否实现进一步的转变。当然，这对中国未来至关紧要。

　　其实，这也是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核心就是要更加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明确其权力边界，让那些可以回归市场、交给公众自行决定的事，从政府的权限中放出去。这其中的改革难度之大，大家也不难想象，因为这首先需要从改革的总体思路上，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特别是要让政府舍得放权。

　　这就需要对政府机构组成和相关职能权限进行优化，而这也是今年两会要讨论决定的一个重要事项，即公众热议的“大部制改革”。

　　政府的大与小，其实不是核心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好与坏、运行效率的高与低、职能权限的宽与严。世界历史证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府职能，是需要有自我限制的，是要讲效率的，是不能无限膨胀其权限的。反观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历程，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从不熟悉到逐步熟悉，在打破旧的经济运行与行政管理架构基础上，一点点放开了对市场的管理，率先在一些经济领域实现了政府退出和职能转变，促进了改革与发展，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改革成果。

　　不过，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市场化的速度，其实远快于同期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大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去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下一步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

　　具体地看，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对政府部门的权限进行合理设定。这里面一个审批权，一个收费权，尤其需要在公众监督下，经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授权才能拥有。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看，合理的政府职能必须是公共服务性质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官员政绩考核入手，避免单纯以经济增长等硬指标来决定官员升降，而是要引入更多涉及民生与公共福利的考核指标，引导政府官员更多地从公众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进行决策和行动。

　　市场经济是鼓励竞争的，尤其是要确保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这就要切实转变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不要让政府继续成为一个具有垄断优势的经济主体。政府的角色是制定政策、维护制度，是做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推动者。这就决定了政府只能是裁判，而不是具体的经济利益追逐者，甚至变成最强大的运动员。这其中涉及的政府职能转变和从具体经济领域退出，任重而道远。

　　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是说国有资产不重要。相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恰恰需要与之匹配的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行机制。这里面的差别在于，有关政府部门代表人民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与直接插手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环境里的具体运营，是两回事。保持或强化政府部门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并不需要让政府部门更多地干预其具体运营，而是要培育一大批适应市场竞争，可以让国有资产有效保值增值的企业主体。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政府可以享受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合理的财税安排获得比较充分的财税收入，然后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与公众利益需求，进行合理的财政支出安排。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政府要优先考虑那些不能通过市场体制完成的公共事务，比如基本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各国进行大部制改革主要是为了克服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等政府管理问题。英国是较早实行大部制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开始在内阁中组建大部门，扩大业务管辖范围，将有联系的事务交由同一部门管理。目前英国政府有19个核心机构。

　　经合组织的29个成员国的中央核心机构的平均数量为16个。约有30个机构的新西兰是部门最多的国家，最少的瑞士只有8个。美国、法国15个，日本12个。与我国国务院目前有28个组成部门相比较，数量相对较少。

　　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印度(41个)、印尼、俄罗斯等国家，中央政府核心机构的数量总体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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