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相博弈

　　本报特派评论员周虎城　

　　全国两会期间，曾经的女首富、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成为了焦点人物。她的一系列言辞和三个提案都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诸多质疑，认为她的话语只代表了她所处的利益集团，不符合政协委员的身份。一位教育界别的政协委员更是炮轰张茵违背了全国政协赋予的崇高使命，表示“历史要求，我们要兼善天下，要有这样一份情怀”。那么，张茵能不能够代表自己所处的利益集团说话？能不能为自己的利益集团影响法律？

　　其实答案异常的简单，稍微反问一下就明白：如果一个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居然连自己的利益都不能代表，那他们还能够代表什么？如果他们连自己的利益都不能诉求，那他们还能够诉求什么？

　　让一个委员和代表兼济天下，是一种道德诉求，让一个委员和代表为自己所处的利益集团主张，这是一种内生诉求，更被利益所驱使。是道德诉求更有驱动力，还是利益诉求更有驱动力，让我们看看这些年某些国家部委频繁为部门利益进行立法的表现就一目了然了。这就说明，在利益面前，道德诉求是脆弱不堪的。如果连某些国家部委都做不到兼济天下，何以让委员和代表们充分发扬雷锋精神，一心一意为天下人代言呢？

　　既然是来自于利益集团，就应当为自己所处的利益集团谋利益，这才符合常理、常情。张茵委员可以提出代表富人利益的提案，作为农民工代表的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就可以提出代表穷人利益的议案。让这些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委员充分博弈，一个法案才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公共利益。

　　如果穷人代表们足够强大，他们的意见得到足够充分的表达，他们也确实能够最大程度地为穷人谋求制度利益，那么，无论张茵们提出何种提案，都无法不经博弈就变成法案。问题在于，如果富人代表的数目远远超过穷人代表，那么在人大审议的时候，穷人就必然处于人数上的天然劣势，而富人的利益主张至少在制度设计上将较为容易地通过。

　　那么，有什么人可以钳制富人代表和委员的利益诉求呢？有一种观点认为为穷人代言不一定要穷人自身，穷人受制于教育水平等限制，难以具备参政议政的政治素质。由于确实发生过一些富人委员和代表为穷人利益鼓与呼的案例，这种观点具有了很大的迷惑性。可是，这种鼓与呼的动力来自哪里？是不是具有广泛性？当面对穷富核心利益之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为穷人代言？质疑到此，就很清楚地知道，指望富人为穷人代言，注定是靠不住的。穷人也可以反问，我们凭什么要把利益诉求的希望寄托在部分富人身上？为什么不能让穷人自己为自己代言、并且具备与富人阶层在两会上博弈乃至分庭抗礼的能力？富人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交给穷人来代表？

　　事实上，穷人中并不缺少具备参政议政能力的政治精英。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开始了村民自治改革，其后县乡两级人大也实行了直接选举，许多农村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脱颖而出。所以，让穷人自己代表自己，相较于直接选举经验不多的富人阶层更不缺乏人才基础，关键是选什么样的人，选多大的比例进入全国人大和政协。如果全国两会中富人的身影远远多过穷人，那么利益集团之间就必然力量失衡，穷人就只好祈祷某些富人发扬革命精神、倒戈相向了。

　　让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相博弈，让穷人能够充分地自我代表、自我立言，或许这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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