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分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所向

　　本报特派评论员周虎城　

　　全民分红，这曾经是中国公民所不曾设想的话题，今天能够被提出来成为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已经足以说明，改革成果应惠及全体公民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更说明，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关心公有资产的流向，越来越主张公民的经济权利应有所体现。中国经济体系在制度上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国家，包括几大垄断集团在内的中央企业更是全民所有制，也因此全体公民皆是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诸多央企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理论层面上，中国公民如果要求对大幅增长的公有资产进行分红，是一项天赋的权利。

　　过去5年来，中国财政收支规模大幅度增长，财政部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7年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比上一个5年增加10万亿，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更是达到了约5.1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1％左右。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蒸蒸日上；一方面，我们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0.417的国际警戒线，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依然呈现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高房价、高税率等的挤压下，社会中间阶层尚未形成主导局面，以九亿农民、城市下岗工人等为“底色”的较低收入人群依然是“主流”。因此，国富民穷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

　　“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一句自上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宣传口号，其用意是让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如今，随着国家财产的大幅度增加，大河水流滚滚，小河理应水涨船高、满一些才正常。国富民穷，这个国家就还远远谈不上强大，也难以成就长远。只有民富，国方可言富；只有民强，国方可言强，这才是一个国家繁荣之所系，昌盛之所在。让改革成果为全体公民所共享，其本质就是要让国之财富，为民众谋福祉。

　　给全民分红，当然不是每个人分1000元钱就草草了事，更不是仅仅以退税政策就能达到。市场经济不是均贫富的经济，即使给全民发放红包，也是有所差别的红包，是穷人更多受益的红包；而在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情况下，退税政策的利好更与大多数没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穷苦民众无关。全民分红，要害在全民二字。因为以分红而言，工资不断看涨的公务员体系、福利一向稳固的垄断企业员工等等，一直都在财政分红体系里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以增长全体国民的利益为指标，那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一旦权势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介入，情况就会逐渐发生变化，而衍变出新的收入分配不平衡。

　　无论如何，庞大的财政收入需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走向，并且，这一走向是以全民利益为依归，而不是助长部门利益、垄断利益等特殊利益愈发坐大。很可惜，我们的公共财政预算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公民还难以对财政走向进行有效监督，尤其是在一个连救灾款都经常被层层盘剥的财政流通体系里，公民对公共财政是否能惠及全民实在存有太多的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全民直接分红可以增加公民对财政体系的信用度，并促使公共财政透明化、公平化、有序化、可控化，那么，进行全民分红就可以产生极大的良性的政治意义。同时，这一政治意义还在于打破了“全民所有，却和全民无关”的说法，让公有制“落地”，促使全民来关心并监督公有资产和公共财政。何况，退一步讲，中央财政既然可以给总体盈利数千亿的某垄断集团发放100亿财政补贴，凭什么就不能给全体国民发放一些红包呢？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度。市场经济的利好理所当然地应服务于社会，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人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上可以分享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毫无疑问，这正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价值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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