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两种人口思潮

　　最近几年来，围绕中国新出现的一些人口及与人口相关的社会问题，人口思潮也在慢慢发生变化，由以往“中国人口太多”思维一统天下，转而出现不同声音，要求反思以往人口政策。归纳起来，大致是有两种意见：一种基本是过去20年来主流人口观念的延伸，认为人口不宜过多，还应严格实行人口控制；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已到了可以也应该放开生育的时候。简而言之，一为人口控制论，一为人口放任论。

　　在后一种意见中，比较激进的是美国康斯威辛大学的易富贤先生，他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计划生育政策持续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人口越多越好，不需要限制。这两种意见，到底孰是孰非呢？

　　文化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产物。任何政策和思潮，都必须放到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去考察才有意义。就此而言，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所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如易富贤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失误。上世纪50、60年代过高的生育水平，确实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压力。且不说因青少年人口突然增多而产生的社会抚养比迅速升高、就业压力成倍增大等问题，光是这些人口能不能养活，就让当时的中国不堪重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口迅速增长后，1960～1962年便发生大饥荒并不偶然，除了天灾原因外，人口生产超过粮食生产能力、马尔萨斯定律在起作用，也是一大成因。

　　与人口放任论相对，是人口越少越好的思潮，认为以中国之地，存在着一个“最适人口”，大致是在5、6亿左右，或者更低是3亿最好。这一观念经过最近20余年的传播，如今在中国仍有很大市场。不过，它所反映的，同样是特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物质下的事实和心理，也不能“置之百世而不惑”。

　　上世纪50、60年代直到80年代，中国尚未成为现代工商业国家，城市化也还处于较低水平，人的生育意愿仍然很高。而且中国人口大多聚居东部地区。在这两种因素作用下，人们为“人口过多”而烦，并非全无道理。

　　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其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可以承受的人口增长水平是不同的。1851年中国人口达到4.3亿，按照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是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人口上限，其后便因人地矛盾而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今天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3亿，以多于4.3亿2倍以上的人口而能丰衣足食，显而易见说明了生产力发展对马尔萨斯定律的突破作用。

　　另外，同样因为近20余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通过产业转移等手段来进行人口密度调节，其可行性也已具备。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口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内平均分配，中国人口还显得多吗？那样的话，即使是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有印度的1/3强，显然并不为多。

　　回顾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思潮的演变，不难发现，当前两种主要人口思潮，都有其片面性。

　　人口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应尽量使人口再生产与社会总体发展特别是物质再生产状况实现均衡。片面追求低人口数量，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不亚于人口增长过快。在这方面，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值得中国借鉴。在上世纪50、60年代，这些国家均如中国一样，出现过大幅人口增长，其后人口增长快速减退，结果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便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也随之减慢，原有社会保障体制也日益捉襟见肘，到本世纪来临前后不得不重新竭力鼓励生育，以防止人口年龄结构失衡进一步侵害社会长期发展。事实上，日本和欧洲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的一些问题，现在在中国也初现端倪。近年来随着老龄人口增长，中国人口的抚养比也在同步增长，这与上世纪50、60年代因新生儿太多所造成的抚养比提高，对社会的影响来说是一样的。它也是那一时代生得太多，而在后来的80、90年代出生率大幅下降而造成了人口生产不均衡的结果。

　　因此，采取一定的国家政策，调控人口实现自然均衡发展，保证每一时间段的出生人口不出现大的落差，是必要的。而从一些领先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发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的经历来看，今后中国更需防范的，已经从以往重在关注人口增多，逐渐转向关注新生人口减少过快。(作者为北京战略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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