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的代价是否准备好

　　“限塑令”出台虽然有环保的高尚宗旨，但其出台是否充分考虑到民众权益与企业变相对抗的平衡，是否顾及一个庞大就业群体的立足之基，都有诸多商榷之处。

　　随着“限塑令”大限将至，非环保塑料袋不再拥有市场，许多生产企业面临停产危机或处在转型的边缘。河南遂平华强，一个年产值22亿、已连续11年居本行业全国之首的塑料袋生产企业，突然停产结算，并整体转让，2万多员工被迫离开公司。据称，由于企业的产品90%都在限制之列，因此只有选择停业。(《河南商报》2月26日)

　　这是一则令人五味杂陈的新闻，这是一个意料之中但依然让民众情感难以承受的结果。“限塑令”刚一出台就有评论指出其政策必然会推动塑料袋制造生产行业集体洗牌，一些技术发展跟不上政策的企业会被淘汰出局。如今，当一家居本行业全国之首的塑料袋生产企业突然停产结算，2万多员工丧失了赖以生存的饭碗时，我们也许需要回首反思：这样的塑料袋企业数量究竟还有多少？“限塑令”是否会引发更广泛的生存危机而导致一个行业的彻底消亡？这个行业的员工会不会因此成为失业一族？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生存需要与发展规律，这些名词交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而深刻的中国社会多棱镜。当下，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的流行语，借助升级背后的有形之手驱逐“低劣”的企业与工人，也成为心照不宣的利益驱动。不过，在目前的中国，就业岗位供大于求与大量产业停留于世界经济链条低端的事实，证明了任何改革只能是缓进式而非一刀切，并且由此产生的改革成本应在政府、企业与民众三者之间公平分摊。

　　从“全国最大塑料袋企业停产事件”来看，企业当然蒙受了重大损失，从发展顶峰迅速滑落到关门结业。但从报道内容中我们确实发现，这家大型塑料袋企业确实存在生产经营手段落后、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等难题。但1600台吹膜机、1000多台制袋机等全部转让，“华强可能在中西部投产”的说法，证明企业至少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自身损失。

　　那么，最无辜又最倒霉的，自然是2万多企业员工，他们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丢掉了工作多年的饭碗，以往积累的、符合法规所定的权益保障，以及未来的工作前景统统消失。这些松散的土豆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在现有劳动仲裁及法律诉讼成本高昂的形势下不容乐观，而以后的命运之路如何维系，更充满了未知数。

　　产业升级的刚性政策下，拥有雄厚经济资本的企业往往有足够能力与之博弈，比如首先采用场外活动、幕后交易影响决策走向。即使政策不以其意志为转移，企业也能挟资本游走四方，进行战略梯度转移。而民众则缺乏基本的资源抗衡能力，也无力去对政策进行民意抉择。“限塑令”出台虽然有环保的高尚宗旨，但其出台是否充分考虑到民众权益与企业变相对抗的平衡，是否顾及一个庞大就业群体的立足之基，都有诸多商榷之处。“限塑令”已经因这起“全国最大塑料袋企业停产事件”，背上了殃及无辜的恶名。笔者建议，政府应当适时出台更有针对性的后继政策，对一些规模较大的塑料袋生产企业提供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等，帮助其完成技术与产品的转型。同时，对某些借关闭之名乘机甩包袱的企业予以监管，督促其履行对员工应尽义务，通过法律援助等手段帮助员工合法维权。“限塑令”的代价不能仅由民众承担，否则，以保护人民之命的环保举措就变成了可能带来损害民众利益的始料未及的结果。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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