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关于石油产品要不要实施价格管制的讨论也再度升温。比如去年年底，在2007年普氏中国能源研讨会，广东省石油行业协会代表就提到，普氏在对中国市场石油产品进行估价时，有没有考虑到多数石油产品仍然实施价格管制的情况，如果没有，那么普氏估价对中国用户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会后老板问我，如果要我回答，答案会是什么。我建议概括为两部分：一是普氏估价在全球统一采取民意调查模式，加上分析员的经验，确定当天市场的可交易价位，在中国的民意调查由于直接面向本地交易员，实际上已经把有关国情考虑在内；二是不妨承认每个地区都有其特殊情况，普氏仍有很多细节有待学习和了解。

　　不过，最近与美国凯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能源问题专家Jerry Taylor提到价格管制的话题，他却通过他和同事Peter Van Doren合作的＜经济上的健忘症：关于石油价格管制与暴利税＞一文指出，中国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特殊，相反，即使是在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同样发达的美国，单在20世纪，就四次以联邦政府名义对石油产品进行价格管制。最近一次是在1971－1980年，由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启动。

　　同时，大量研究证明，价格管制通常都会顾此失彼，然后为了弥补各种缺陷，只能不断推出补充条款，变得异常复杂，比如尼克松的版本就发展到要给用不同年份开采的原油生产的汽油标出不同的价格，结果还是不如人意。

　　问题是人们经常忘记这些教训。在美国，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国际油价一路上涨，就多次有国会议员提议实施价格管制，所以，Jerry Taylor他们决定在标题强调“健忘症”，而不是“价格管制”。

　　先说为什么石油常常会被提到战略高度而被列入价格管制范畴。Jerry Taylor推荐美国经济学家Hugh Rockoff题为“价格管制”的文章，里面提到：通过全面价格管制来抑制通货膨胀是极端困难的，因此有时也会实施局部价格管制，比如只涉及诸如小麦、钢铁和石油这样一些关键产品。

　　然而，一旦对某些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其需求就很可能转向没有管制的产品，导致后者价格以更快速度上涨。资源总是跟着价格走，人们愿意投资价格更高的产品，导致价格受管制产品无法获得足够资源。换言之，价格管制不能扭转供应紧张，是麻药而不是解药，等到取消管制，价格就会大涨。

　　二战期间美国的价格管制就是一个例子：战后取消管制，结果，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945年12月－1946年12月累计上涨18％，创下20世纪最大的年度涨幅。

　　接下来就是什么情况可能应该实施价格管制。仍以美国为例，其在20世纪的四次价格管制有三次发生在战争期间，分别是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在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价格管制不应轻易动用，除非遇到紧急状况，比如战争。这是因为，Jerry Taylor指出，价格是通过市场上成千上万对买家和卖家不断打交道而形成的一种信号，反映供求状况的不断变化，一年到头不会停止。只要理解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要用一小群人的智慧取代这无数对买家和卖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想法并不现实，哪怕这一小群人都是专家。

　　这也是为什么尼克松政府虽然一再添加补充条款，其对汽油的价格管制仍然无法取得满意效果，最终由后来的卡特和里根政府逐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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