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社会分红具有可行性

　　社会分红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最近的案例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汽车集团副总经济师刑普在今年1月上海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题为《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的正式提案。在此之前，已有崔之元等学者根据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社会分红”理论，深入讨论了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可行性。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即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都享有“社会分红”。

　　相对于一些将刑普的提案视为以荒诞书写沉重的经济学者，刑普无疑有更好的理论素养与宽广的视野。他在提案中提到，在新加坡，广大人民直接从政府获得金钱，分享国家财富增长的成果。其实，就在上周五，新加坡政府刚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向人民发送“红包”。而且，这一慷慨动作，对正为“大选”厮杀的台湾地区蓝绿阵营都震撼不小，马英九和谢长廷的竞选班子都迅速提出了有利自身选情的仿效性设想。

　　新加坡的社会分红实践并非偶见。美国阿拉斯加州“每人一张支票”的社会分红广为人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亦曾决定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　“教育账户”。在那种排斥一切政府介入的狭隘市场经济理论看来，这些实践实属离经叛道痴人说梦。但恐怕没有哪个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会把自己逼进市场化教条的死胡同。

　　根据米德的论证，选择不太低的单一税税率，废除已有的税收减免，同时对每个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比起名义上的累进所得税，更能促进效率与公平；“社会分红”也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问题是社会分红的资金从何而来。米德综合考察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项国家财政来源，指出，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市场收益，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则会降低个人、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因此，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推行社会分红。

　　这其实也为目前中国已经开始试行的国企分红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刑普的建议并非异想天开，假如将已有的国企分红拿出一部分，来实现刑普提案的建议，可以想见，不仅可以收获米德所论述的若干积极效果，也可以完全改变舆论对垄断国企问题的看法。近年来，舆论对垄断国企有颇多批评，一种强烈的主张认为，垄断国企是目前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令人尴尬的是，现代社会有国有企业的制度创设，一大原初目的其实正是要追求社会分配的公正。垄断国企今天成为众矢之的，主要原因在于，经历企业产权改革浪潮的冲击之后，国企不仅在“所有者缺位”的命名中迷失，而且慢慢迷失了国企收入反馈公共事业的制度路径。

　　社会分红是目前可见的将垄断国企从此前的迷失中拯救出来的最佳制度。在近年有关国企分红的讨论中，有论者对政府将国企分红投入社会公共事业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如果仔细观察近年来政府为解决各种民生难题所实施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难发现各级政府的重大变化，今天的中国政府对民生难题的公共投入已经有了历史性的提高。因此，完全可以对中国政府利用国企分红推行社会分红，抱有乐观的期待。也不妨期待，刑普的提案内容能够如其所愿，在即将举行的全国两会上，再次引起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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