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式共决制遭德式腐败致命一击

　　◎张祖谦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德国北部城市不伦瑞克1月15日突然吸引了大西洋两岸众多媒体的关注视线：该市的法庭这天正就2005年曝光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腐败案再度举行听证会。此案涉及德国经济界一些重量级人物——德国最大国有企业大众汽车公司的多名高层管理人员，案件的“八卦”细节经新闻记者生花之笔的渲染，早已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经久不衰的话题；德国颇有特色的共决制居然成为腐败分子以权谋私、巧取豪夺的工具！

　　共决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性特征，其宗旨是通过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来协调劳资关系，特别是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德国有关法律规定，职工人数在5人以上，且其中3人拥有(职工代表)被选举权资格(年满18岁和在本企业工作满6个月)的企业，都需设立包括职工代表的监事会(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董事会；德国企业董事会则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经理层)。监事会成员分别由企业股东大会推选和劳方委派。监事会主要职责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并监督董事会执行业务。

　　监事会内的职工监事，除了像资方监事一样要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重要的决策，还要关心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务。例如，监督企业对有关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条例、集体合同等的执行情况，对企业的设备更新、人员调配等提出咨询和建议，参与对工时、报酬、休假、劳动保护、职工培训等问题的决定。

　　在很大程度上，共决制是德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和德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成果，虽然它远不是能够让德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理想制度，但它对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有作用的，因而对协调德国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对德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劳资矛盾也日趋尖锐，对德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在德国深入人心。德国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目的出发，开始思考如何缓解紧张的劳资关系。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主张“国家通过爱国主义的纽带将其成员结为一体”；政治家卡尔·格奥尔格·韦奈尔布莱歇等提倡改革企业内部制度，建立“经济联邦主义体制”，以“劳资对等”组成的劳动组织管理生产过程。一些德国企业主尝试建立“劳资共决组织”。“莱茵纺织大王”奎林·克龙组建“劳动者阶层福利中央委员会”，让工人参与储蓄、养老等基金会管理。纽伦堡的印染厂主卡尔·德根科尔布创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委员会”，以“维护与执行工厂规章和协调争端”。

　　1891年，德国政府颁布的《工商业法修正案》规定，2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人委员会”，使之在劳动章程修订方面具有咨询权。此后，为了“保持职工内部以及劳资关系的和谐”，德国又出台了一些法律，使共决权制度渐具雏形。二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也将其纳入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并延续至今。

　　近年间，正是这项对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存在的意义，正受到某些方面的猛烈抨击以及极大的质疑。打着“改革”旗号的人士认为，共决制使德国企业决策困难，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应对迟缓，也难以通过减少雇员或压低工资应对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强大竞争。还有人认为，共决制不利于德国引进外资，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赋予工人及其代表如此多的权利，某些外资为此对投资德国望而却步。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对共决制最沉重的一击却是来自以“工人代表”自居的那些职工监事。大众汽车公司腐败案的主角就是公司工会主席和监事会成员之一的克劳斯·福格特。据检察官指控，福格特曾以“奖金”和“其他不适当的方式”所接受的贿赂高达250万欧元。事实上，调查结果表明，福格特所挥霍的公款远远不止这些。

　　据检方提供的证词，福格特是“非常慷慨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为招妓支付高额小费和贵重礼品。为了取悦一个巴西情妇，福格特为她在德国购买了豪华别墅和高级轿车。当然，福格特的“慷慨”是因为大众汽车公司在背后全额买单，这甚至包括还为他的情妇支付每季高达2.3万欧元的“工资”。

　　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官发现，大众公司监事会里的所有职工监事都有从公司获取巨额“奖金”的记录：每年大众公司都会给这些监事发放100万欧元以上的“红包”。查明的受贿数额只有250万欧元的福格特大概不是捞钱最多的职工监事。更令人吃惊的是，据大众公司在捷克的斯科达分公司的前人力资源经理舒斯特的妻子说，为职工监事在内的高级管理层安排“性旅游”或豪华购物游，在大众公司是习以为常的。当公司内的这些大人物“出差”时，大众公司还为他们提供“伟哥”，“以壮行色”。大众公司唯一希望那些职工监事“回报”的是：“不要妨碍公司的经营”。据德国媒体披露，这实际上也是许多德国企业内部实行的“潜规则”。

　　现在的问题在于，本应主持公道和维护法律尊严的德国司法部门似乎也“默认和接受”了这样的“潜规则”。福格特在为自己辩护时，除了强调“没有索贿”(言下之意是“不拿白不拿”)，还振振有词地辩解：自己“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看来，他完全忘记了他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但是法庭也没有驳斥他的无理狡辩。在福格特的辩护律师对判决结果预计乐观时，失去职工监事保护的德国工人只有大感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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