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与否与收入增长无关

　　文/叶檀

　　提升劳动者价格、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中国摆脱产业链低端命运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胀与劳动力成本提升没有关系。

　　去年12月的CPI数据最新出炉，为6.5%，虽然环比略有下降，但仍处于高位。作为通胀的前瞻指标之一，就业率与可支配收入、薪酬等也列入风险考量，事实上，美联储一直将就业等指标列入通胀参照，就业率过高或者可支配收入增幅过大，都会引发对经济过热可能诱发风险的警觉。

　　由此，有人提出，中国近两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过高，也是诱发通胀风险的一个因素，主张政府不必提出最低工资制，或者把工资增幅压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当然，这主要针对的是实行市场化薪酬制度的民营企业。

　　这是个十分错误的观点。

　　劳动力工资的提升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的实地调查显示，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到城市，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农民工工资上升25%以上，是制造业劳动力相对稀缺现象的反应，是市场的自然调节，绝不是法律与政策强压之下的产物。政府就是想强压也强压不了。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时代自然到来了。

　　目前的劳动力工资上升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产物，只要劳动力价格上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不是滥发货币所致，工资上升就是经济健康运转的反映。中国企业近些年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提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的增长速度、劳动者的价格基本匹配。

　　由于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劳动者供应一直非常充分，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是通胀的结果之一，从未成为通胀的原因。1988年与1994年两次恶性通胀，均未伴随明显的收入上升的现象，实现过储蓄的保值贴补方案，以防止储蓄缩水，造成金融机构不稳定。

　　现在情况似乎有所不同。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3月，中国平均工资比去年同期上扬了17%，为1824元，是2002年中期以来的最快涨幅。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劳动力工资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与同期名义GDP的增长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等人经过分析认为，官方的统计数据高估了城市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所取样本的局限性。官方调查的样本包括了3800万国有企业员工、约1000万公务员、3400万事业单位员工、800万左右的国企员工以及一些大型的外资企业员工。

　　这一总共覆盖1.1亿员工的样本，明显地以占上世纪50—70年代经济主导地位的企业为主，将现在在国民经济中比较活跃的大部分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排除在外，而包括事业单位在内，公务员与准公务员占据样本40%的份额。其次，官方的统计也不包括大约1亿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的工资水平要明显低于其他城市劳动力。最后，样本抽取的公司多为制造行业，多数身处服务行业的企业没有包括在内。

　　如果将这些劳动力总括在内，中国城市劳动力人口约为3.3亿，是官方统计数据的3倍(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劳动力人口约2.73亿，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显示城市劳动力仅为1.74亿，这两个数据都低于城市劳动力的真实情况)。因此，官方的这一样本并不全面。

　　据测算，2006年城市劳动力的平均每月扣税后的实得工资为1123—1304元，比官方1750元的水平低了25%—36%。

　　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美国的3%，墨西哥的25%，但超过了越南、泰国、斯里兰卡等地，这也能够解释，更低端的制造业为何向东南亚迁移，因为资本在寻找成本洼地。

　　中国此次通胀成因复杂，世界范围资源价格的上升、央企资源的低效集聚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与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没有关系。相反，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在内，都会导致资源出现错配，投资率过高，反而对经济稳定不利。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因为经济发展在提高，这是幸事，说明偿还欠债弥补劳动者低素质不足的时代已经到来。此等有益企业、有益经济、有益劳动者之事，绝不应被视为通胀之因遭到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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