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上海史，名闻海内的上海大亨特别是实业、金融巨头名流，基本上都是外来的冒险家，或外省(江、浙、粤、闽、皖居多)或外国，而本地名人除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不入清流者外，只能找到黄炎培等寥寥几人。知名的买办、精明的总办、襄理、协理则比比皆是上海人，而中高级职员更是以本地人和外来移民的后代为主力。他们在国中之国的十里洋场里，纵有委曲怨愤，也终“奉令惟谨而已”。如果说这种消极状态也有正面效应，那就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为1949年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事务提供了一定的人才、经验、规则方面的储备。也就是说，滋生了买办文化土壤的管家文化、管理文化、管理人才和知识，不意间成为新中国的管理文化财富了。

　　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上海人不善冒险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并具体转化为上海的精良工业产品、诚信商业道德、有序城市管理，以及严整的经济规章等等，为上海人在全国赢得了信任和美誉，也为上海人回馈了相对优越安裕的生活环境。那种精神和物质上的美好感觉，不幸放大了骨子里的“稳健”的传统人文基因。上海人面对改革开放浪潮普遍地退步三舍，很少人敢如粤、浙人那样投身潮中，奋力拼搏。于是上海当今少“杰出人才”而多“奉领惟谨”者，多“白领”而少“首领”，也是势所必然的社会现象了。

　　当然需要说明二点：其一，以上海二千万人之大数，这个“海”中其实已养成并潜伏许多亿万“巨擘”，只是“相当胆小”或“温文尔雅”不愿出头而已。但既不具“过激”之气概，大概就称不上首领级杰出人才了。其二，上海人擅长管理、周严管理、服从管理的计划文化、计划体制，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上海人自己“害”了自己。这从上海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受到的有形无形管制之多、之严，民间的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可概见全豹。其三，深受买办文化余绪影响的上海管理文化中，辨识不清的崇洋心理有时会放大为过度的亲外商、媚外资立场和政策。这会引致“开放”的成就，却也会挤占和客观上压抑民族经济的发育空间。

　　行文至此，不禁要反躬自省。本人原籍广东，大致可归有点“过激”但既非“好勇斗狠”之类，也非“刁而不蛮之徒”，因而想讲点真话，敢显点真情——为了上海和中国的未来更加美好。但既生在上海，食其水土，因而也不免潜受其制，发生局部基因变异：本人居然也反对儿子自主创业而强力推其进大企业过“稳健”日子。幸而年青人的朝气把我的企图推翻了。如此看来，上海年青人有希望，上海人有希望，上海更有前途。而上海非上海人之上海也，全国和世界之上海也，此所以在本栏妄论上海人长短、细究上海“领”之多寡之寸心诚意所在也。或有唐突之处，敬请大方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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