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2007年刚刚过去，这一年中国经济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增长速度极高，为1995年来之最，且经济效益同步攀升，地区和产业结构也有改善，一直增长迟缓的居民收入开始增长加速进而带动消费 (内需)的增长等。所有这些，放在以往年月，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黄金增长了。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又有许多新的变化，中国经济也正进入更加艰难的转型期 (经济结构的升级与改革的升级)，并且面临许多新的变数，有许多复杂甚至矛盾的信息需要我们去消化和理解。

　　中国能成为“世界经济避风港”吗

　　新年之际，美国传来了经济可能衰退的消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将下滑呢？有可能。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中国经济可以因美国经济降温而自动降温，那紧缩的货币政策在明年下半年要不要放松呢？

　　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出现“次按”事件后，美国经济的下滑将更加凸显中国的 “世界经济避风港”地位，从而引发更多的外汇流入中国大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有更大的过热压力。

　　另一个消息是，2007年,中国房价上升至有史以来最高，尤其是70个大中城市，有许多甚至一年内的涨速超过了一倍，这显示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快，但百姓离美好的生活目标却越来越遥远，同时显示宏观调控变得失效，房价正且调且涨，越调越涨，越涨越凶。

　　然而，另外的消息却是，在中国的顶级经济强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年底传来了楼市出现拐点的争论声音。很显然，由于房地产增长大约影响中国经济增长30%，如果楼市果真出现拐点，那么不言而喻，中国经济增长也将进入拐点。果真如此，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不用再担心中国经济走向过热，而对于想买房的人来说也将带来新的盼望，然而这对于经济周期来说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

　　再就是，2008年中国将举办奥运会。然而，从此前7个奥运会主办国的历史案例来看，奥运会对于持续的经济发展来说非但不是一个好消息，简直就是一个坏消息。其原因，在于笔者很早时就谈到的奥运“正经济”之余的“负经济”效应，奥运的“负经济”效应往往使得奥运会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由盛转衰的拐点。例如，从1964年以来先后举办奥运会的7个国家的案例看，这些国家在奥运会举办当年GDP增速平均提高0.85个百分点，奥运会次年GDP增速平均降低2.4个百分点，一起一伏相差3.25个百分点。如果中国也出现类似的起伏，那么很显然，2008年就将成为狂热增长的一年。如果再考虑到，2008年恰又是政府换届之年，以往的经验(1983年例外)一再证明，换届之年会伴随“政治型商业周期”，投资大增，则2008年极有可能出现经济过热，中国需要格外重视经济走向过热问题。然而，此后呢，此后会怎样，会不会出现经济再戏剧性地急剧下滑，这同样值得担心。

　　尽管存在着变化多端的国际国内因素，但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从基本面而言，我们仍有充分的乐观理由。因为总体判断，当前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强劲的时期。最近，我们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查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判，基本判断是，中国目前的工业化从价值链条而言只完成了一半的进程，目前正向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所以重工业的增长持续超过轻工业；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数量而言只完成了45%，从质量而言可能只完成了40%；而以住宅为代表的中国房地产业，只完成了30%的进程。结合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研判，再考虑到“巨国效应”，中国庞大的人口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仍然非常低廉的劳动力工资所必然引发的国际产业的转移，可以大体得出结论，就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宏观决策不出现大的错误，市场自发力量必将导致中国经济继续迅速增长。而一般国家尤其是小国所出现的奥运经济的负效应在中国可能不会出现，或者出现也最多是起到降温的作用，而不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或所谓“拐点”的出现。

　　果真如此，我们大可不去管什么“拐点”和奥运的衰退可能，而专注于推进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并在此中防范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

　　中国经济真的已经过热了吗

　　众所周知，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的经济部署中，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2008年中国经济走势的基调；防止经济增长过热、防止明显通货膨胀则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此货币政策正式从“稳健”转为“从紧”；此外，重视民生亦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政府为此将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

　　上述部署其实就是七个字，“防热防胀重民生”。一方面要防止经济由快转热，着重于“好”，另一方面要注重经济增长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即民生。此两者的结合，正分别暗合新一届班子上任以来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构建目标。

　　那么，中国经济是否真的过热了呢？未必。从当前情况来看，尽管2007年经济增长11.4%，但投资增速仅26%,与历史上的过热时期的劲超40%(1992)乃至60%(1993)不可同日而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但在各种对冲办法之后，只有18.5%的增长，仅相当于GDP增速的1.6倍，而历史上过热时期往往在2倍以上接近3倍的水平；物价虽然上升较快，但全年11.5%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物价上升水平仍不到5%，这在改革开放后任何一个过热时期 (如1994年CPI曾到达24%的历史高位)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笔者以为，当前经济与历史过热时期相比，诸多指标并未显示出明显过热迹象。但从前面的分析看，有需要警惕过热的理由。所以，政府预先提出防范是明智的。

　　对于最能表征经济过热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标，笔者有四点看法。其一，从过去几个月的物价运行来看，物价已经渐趋平稳，由于物品抢购事件未曾发生，因此最危险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其二，由于需求并未显示出“失控”的态势，因此本轮物价上涨更多应该是来自于供给的短缺特别是猪肉及其相关食品的供给价格的上升，由于农产品供求变化呈“蛛网模型”，其涨价后的供应增长通常会在下一周期显示，因此，估计2008年价格将会逐渐走稳；其三，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内在增长动力强劲时期，物价的波动(上升)有利于结构调整，特别是加强农业、能源、原材料等本来就需要强化的产业，因此物价上升固然有其负面性，但也必须看到有其积极的一面、不可避免的一面；其四，政府和民间有必要接受一个新的、也许更加合理的、幅度在4%-5%的均衡物价水平。如果能够认同以上四点，那么显然，物价的现实忧虑也并不是最大的，所需要的仅仅是防范而已。

　　值得中国政府深层次忧虑的是什么呢？政府“防热防胀重民生”的真正依据何在呢？笔者以为，是在对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可能出现的泡沫经济及其导致的民生负面影响的考虑上。国际经验显示，高增长低通胀以及汇率升值的宏观环境从来都是滋生资产价格泡沫的温床。过去100年主要国家(也包括香港地区)资产价格大幅攀升的时期，通常都是经济周期处于高增长和低通胀的阶段。而中国大陆愈演愈烈的流动性过剩的情形，今年以来涨势更加凶猛的楼市以及市盈率迅速膨胀的股市，无不显示出中国可能步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后尘，在高增长低通胀的环境下，一不小心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潭。

　　日本是中国的邻国，其经济变革对中国历来具有较其他国家更加深刻的影响。在防热防胀问题上也是这样。近期，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主张防热防胀的经济学者都难免会提到日本泡沫崩溃的前车之鉴。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和官员对于日本在高增长低通胀时期，政府宏观调控麻痹大意导致最后泡沫尾大不掉进而令日本经济崩盘记忆深重，决意要避免中国经济成为第二个日本。

　　如此注重借鉴他国经济教训，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精神显然值得尊敬。然而，宏观调控除了善于“打移动靶”、走在形势变化的前头外，还需要高度的智慧特别是对市场的尊重与理解，才能保证调控取得预期成效。

　　完善调控与制度创新齐头并进

　　尊重并理解市场才有可能完善并赢得宏观调控，这一点，笔者以为当前尤其有必要予以强调。全世界的人都认同格林斯潘是宏观调控的高手，是成功的典范。但格林斯潘为什么能成功呢？笔者对于格老的研究发现，他是一个敬畏市场，极其尊重并了解市场的人 (可以参看其以前的诸多演说及最新著作)。格老的经验表明，不是那些喜欢搞宏观调控或者动辄动员政府搞宏观调控的人能够搞好宏观调控，恰恰相反，只有那些对市场抱以敬畏并深入理解、对宏观调控抱以戒备并谨慎用之的人才能成功。

　　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话对宏观调控而言也是至理明言。只有知己(宏观调控的局限)知彼(市场)的人才能百战不殆。如果我们既不了解政府能做什么，又不尊重市场规律，所谓的“宏观调控”又如何能成功呢？

　　当前，在泡沫问题上，就至少要认识到：第一，泡沫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理由很简单，泡沫源自人性的贪婪，贪婪的人性总是要令资产价格的上涨过头 (投资者谓之钟摆总是摆过头)。因为贪婪的人性，历史上经济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完全避免泡沫，中国也不会例外。这意味着宏观调控不可将调控目标定为“无泡沫”。第二，泡沫如同感冒，不同感冒其危害完全不同，对付的处方也完全不同，泡沫亦如斯。政府必须意识到，并非所有泡沫都是“日本型泡沫”，泡沫也并非全是坏处，没有机遇。

　　假如泡沫不可避免，泡沫有危害亦有机遇，同时泡沫有不同类型，那么，调控之策就不能只用“打压”一条，而要系统治理，不能乱来，而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其中的关键点我想有三点：一是如果泡沫不可避免，宁取股市不取房市；二是要想办法利用泡沫推进中国的结构调整；三是要在泡沫时期减持国有股并以此基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坚决防止银行进入股市，防范银行风险。笔者以为，做到上述四条，而不是简单地紧缩总量以及调控楼市、打压股市，才能最好地达到“防热防胀”的效果。

　　除此之外，政府和国民还必须牢记，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虽然宏观调控是重要的，也是需要坚持和完善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这常常比以参数调控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要重要多得，也要有效得多。

　　这意味着，应对中国经济的挑战，需要完善调控与制度创新齐头并进。在当前的环境下，笔者再三提出，果断推进中国土地的产权制度变革，以类似于供应革命的方式来纾缓当前的楼市困境、增进民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招。须知，土地从来都是中国的命根子。中国革命的成功来自于将土地收归农民的“土改”，改革开放的成功来自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亦将取决于土地的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中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突飞猛进，然而因为土地垄断，导致农民和市民无法更多分享发展成果，成为和谐社会的最大隐患。基于此，能够将“防热防胀重民生”一肩挑，既消“热胀”、又消隐患的最佳良药就莫过于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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