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以人民币升值来应对通货膨胀需谨慎

　　汇率政策的有限性必须得到正视，要素价格仍被扭曲和居民内需比重（而非绝对值）下降决定单一的升值手段对遏制通胀效果不大。

　　本周，人民币兑美元突破了7.27关口，年初四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到0.483％。

　　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全球油价高企、国内通胀、国内巨额贸易顺差和部分国内金融机构大规模抛售外汇，都是可能促成当前人民币快速升值的主要原因。

　　输入型通胀给国内经济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正在不断凸现，人民币升值对于缓解甚至遏制这种输入型通胀的效用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学界利用汇率升值来预防和缓解输入型通胀的建议也越来越突出。

　　但是，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通胀压力的稳定性和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会太理想，汇率政策的有限性必须正视，要警惕过度夸大其效用。

　　要素价格管制牵制升值效果

　　确实，对于要素资源和制造产品外需依存度等趋高的中国经济来讲，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企下，人民币升值客观上将有利于降低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并增加贸易部门的成本，缓解贸易顺差增长过快，从而通过缓和供需状况来缓解通胀压力。

　　不过，食品类商品价格走高的推动可能只是引发当前通胀预期的导火索，目前通胀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等合力作用的综合特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当前通胀压力将可能受到更多体制性、价格传导性等因素的制约。

　　要素资源价格的管制客观上影响了汇率缓解通胀压力的效力。当前，国内要素价格仍然存在明显的价格管制；以石油等能源为例，目前的成品油价相当于国际油价在每桶72美元左右的水平，而目前国际油价已突破了100美元的阻力位。

　　显然，在要素价格市场改革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和国内外能源价差仍然维系在目前的水平下，人民币即使快速升值，更多地只是降低了中国进口商进口成本；这种能源相对价格的变化由于能源等要素资源价格的管制并无法有效在实体经济内部形成有效的传导，对其他经济实体的影响是中性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能源等要素资源价格变化也没有显著影响市场对能源等要素资源的供需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有观点认为要素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必然为通胀带来新的压力。但是，要素价格管制只是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没有直接反映在CPI指数上，但不能说它对通胀的压力没有反映和不存在。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是要素资源的价格管制实际上是以政府向能源等要素资源供需双方的财政补贴或价格补贴的形式消化了这种隐性通胀，是政府通过税收以集体性的支付形式代表纳税人埋单了，而居民感受到的显性通胀感受是由于该通胀是个体承担了通胀压力。因此，资源价格改革只不过是把部分隐性的、被人们忽视的通胀通过市场价格形态并以个体的切身感受反映出来。

　　收入结构扭曲加重通胀预期

　　当前导致通胀的另一个不断凸现的因素是需求拉动。消费需求对通胀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产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主要指中高收入阶层），二是工资的增长，最近两年职工工资增长相对之前增速有所提高，如民工荒刺激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三是物价持续走高和高通胀预期下开始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0195亿元，同比增长16.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4％。当前较高的通胀水平与居民趋高的通胀预期正逐步促使通胀预期与通胀水平自我循环的实现。

　　然而，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当前消费增长状况看，在现有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当前的内需已经相当不错，甚至存在部分居民工资收入与当期必需消费存在缺口，而这一缺口不得不动用居民存量资产来弥补（即吃老底）现象。典型的证据是部分居民的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和其他金融投资）近年来存在下降的迹象；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其唯一的金融资产为储蓄，而近年来其储蓄却没有增加，收入主要用于即期消费。

　　显然，如果说内需比重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反映内需乏力，那么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结构问题，而这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社保福利制度以及财税制度等改革来加以改善。

　　因此，对于当前的通胀形势，汇率可能对输入型通胀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需求拉动问题，人民币升值鞭长莫及。面对日趋严重的通胀预期，就货币政策来讲，需要央行在加强收拢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上，加强利率汇率政策的有效配合。同时，需要有关部门配合以包括收入分配制度、要素资源价改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刘晓忠（北京普蓝诺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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