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 结构 利益及其他

　　撰文=闻谦

　　速度型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各个阶层的利益调整在所难免。

　　一年之内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6次提高利率，中央宏观调控的累积效应终于显现。房价增幅回落，股市止步于6000点，GDP增长11.6%的速度难以为继。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太快了。

　　如果回首建国近60年来的经济发展史，速度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二是改革开放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既有年增长达22%的高速度(如1958年)，也有29.7%的大倒退(如1961年)。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速度问题也一直存在。中国经济一直呈一快一慢周期性发展。从1977年至今至少已是第五个轮回了。

　　“速度”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规模和数量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规模和数量，生存就是个大问题，这个时期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周期主要受行政体制下主观决策影响，如1958年的大跃进。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多地受市场本身内在因素的影响。从长远发展看，行政干预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是趋于弱化的。“速度”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对错的问题。年经济增长率7%~8%，对中国来说可能不算多，但现在对日本来说简直就是奇迹，对美国来说能有5%的增长就是绝对的高增长了，因为基数不一样。

　　但目前人们之所以对“速度”也就是增长率这么看重，是因为在速度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问题。一辆奔驰车开到200公里/小时没任何问题，但如果是夏利或大发可能就要散架了。主要是车的质量结构不一样。尽管中国经济近些年持续发展，但人均收入还只是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别说是11.6%，就是再快些也不为过。但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模式的限制，速度一快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中国经济结构问题表现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从大的结构来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比例，城乡经济发展比例，外贸出口比例等都不尽合理；从产业内部结构看，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如钢铁工业两头小(矿山、轧钢能力小)中间大(炼铁、炼钢能力大)，外贸出口低价格产品比重大，初级、低端产品多等等。

　　这种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了速度，中国每年消耗世界钢铁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能源状况、原材料供应、环境约束、外贸出口环境等都不允许中国经济再以速度取胜。但早在“九五”期间，国家就提出“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但从这一轮由“偏快到过热”看，我们遇到的问题依然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大量投资集中到能源、原材料消耗高、污染严重、产业结构低端的一些行业，方式还是大规模放贷，圈地，上项目，并没有走出“高投资、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

　　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是对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了路径依赖。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就已经完成了规模数量扩张的阶段，应该进入提高发展质量，提升和改造经济结构的阶段。之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此艰难，除了人们的观念认识问题外，更深层的是“利益”调整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是“在发展中进行改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将“蛋糕做大”，进行“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这种改革方式的优点是阻力小，社会震动小，在基本不触犯人们现有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不论什么人，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只有得多得少的问题，而没有失去利益的问题。这就对经济发展速度提出较高的要求。

　　只有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才能进行利益调整。只有用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时间”，来换取改革的“空间”。比如说，现在国家开始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农村等领域开始加大投入了，这种改革实际上就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财政连年增收，国家有能力，也就是“有钱改革了”。用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时间赢得了改革的空间。

　　这种思路在一定时期内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问题是，如今的客观环境是否还允许这种方式继续下去。从外部讲，世界经济受美国次级债风波多大影响还不好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加强，中国商品的出口环境空前恶化。而中国经济又过于依赖出口，外贸依存度达60%以上，而美国、日本等所谓贸易大国依存度也不过百分之十几。一旦出口有变无疑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原料价格的急剧攀升又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抬得极高。从内部讲，环境制约、资源制约、劳动力成本制约等也开始对“速度型”增长方式提出挑战。

　　现实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适应在“非高速”经济增长下进行改革？我们能不能在保持增量改革时，同时也进行有限度的存量改革？我们能不能对现有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边界进行调整？如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行政垄断势力的破除，财政收支体制的改变，反腐败的深入进行??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经济手段、法律制定、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改革、劳资关系调整等等，无不与人们的利益相关联，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能否闯过这一关呢？

　　新闻背景回顾

　　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中国2008年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已开始从实行了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转向紧缩货币政策。会议还决定，2008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中国1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增长6.9%，创131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刷新了此前于今年8月和10月创下的6.5%的近11年高点。中国此前的CPI增速纪录是1996年12月创下的7.0%。

　　自2006年初以来，中国已经六次上调基准利率(其中今年以来五次)、七次上调贷款利率(其中今年以来五次)，并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中今年以来10次，最新一次将于12月25日实行)。此外，中国自今年8月15日起已经逐步将利息税税率从20%下调到了5%。

　　将11月CPI增速与中国目前3.68%的税后基准利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负利率水平已经扩大至322个基点。而且，中国已是连续12个月身处实际负利率境地，显示未来加息空间依然很大。

　　同时，在12月2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大部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14.5%。这距离20%~40%的历史高位尚有很大的上调空间。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出席一次金融论坛时表示，巨额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是导致中国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将通过结构性调整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与此同时也将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

　　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正如市场先前的普遍预期，食品价格的飙升继续带动当前CPI强劲增长。11月食品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18.2%，增速大大高于10月份的17.6%。其中，油脂价格上涨35.0%，增速快于10月份的34.0%；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8.8%，增速高于10月份的38.3%。备受关注的猪肉价格11月上涨56.0%，明显高于10月份的54.9%。

　　统计局数据同时表明，11月农村消费价格上涨的速度依然快于城市。农村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6%，而城市的价格增幅是6.6%。

　　另外，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中国11月贸易顺差达到262.8亿美元，较10月份的历史高点270.5亿美元有所回落。中国11月出口总计1，176.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8%，进口为913.4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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