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全民补贴生产的经济模式

　　徐瑾

　　编者按

　　200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时至今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却又问题百出的症结何在？带来了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应如何实现更新？这一年中国经济注定要在更加深沉的反思中前行。本报记者在上海专访了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探索大国的崛起之路。

　　“全民补贴生产”的经济模式

　　“全民补贴生产”的模式尽管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经营报》：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因保持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而令世人瞩目，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个奇迹，并认为中国超过德国而成为第三大经济体将指日可待。你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

　　黄益平：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改革开放政策，二是“后发优势”，三是全球化趋势。改革开放在宏观层次改善了要素配置，在微观层次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率增长速度。后发优势是指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远离国际前沿，因此可以通过学习已有的先进生产管理技术达到高速增长。全球化则一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也集中了许多其他国家的资源到中国来发展经济。这一点在以前英国和美国经济崛起的时候并不存在。

　　许多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将在二三十年内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我们知道做长期预测实际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做了许多预言，比如印度和菲律宾是亚洲最有希望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等，但相当一部分预言都落空了。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但也意识到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中国经营报》：200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而你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各个方面的改革，倾向于中国经济增长是“没有奇迹的增长”，能就此谈谈你对中国改革的体会吗？

　　黄益平：所谓“奇迹”是指无法用现有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非常快，但仍然可以用改革、投入和全球化来解释，所以说中国改革期间的高速增长只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成功案例，但不能称之为奇迹。

　　中国经济实力快速上升，除了得益于上面提到的三大因素，也与中国改革独特的思路和方式紧密相关。我曾经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经济这么成功，另一方面却又问题百出，比如投资过度、出口依存度过高、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收入不平等等。最后我所找到的答案，是中国“全民补贴生产”的经济模式。

　　回顾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产品都已经市场化了，产品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只有个别与国家经济安全或民生相关的产品没有完全放开，比如能源。但是要素市场基本没有完全放开，在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环境这五个方面的市场上，政策扭曲依然普遍存在，要素价格被大幅度地压低。

　　劳动工资被压低，这是由于户口制度改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内完成，也因为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体系尚在改革和完善过程中。这些制度性因素人为地压低了劳动报酬，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如果有一天户口制度完全取消了，劳动保护制度健全了，社会福利体系也完善了，劳动报酬就必须充分补偿劳动力的市场成本，那样劳动力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

　　资本市场也同样存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在亚洲是最高的，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成本在亚洲又是最低的。比如我们估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概在9%~10%左右，再加上4%~5%的通货膨胀，名义GDP基本上可以保持14%~15%的增长速度。但我们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在4%以下。最高的潜在回报和最低的资本价格，意味着中国的资本价格过低。资本市场扭曲(包括资本账户管制及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等)是导致资本价格偏低的主要原因。

　　生产要素成本扭曲的现象其实很普遍。过去几年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价格上升很快，但制造业的用地价格依然很低。同时为了降低国际高油价对国内生产、生活的影响，政府一直控制国内能源价格，尤其是燃油价格和电价。环境问题也一样，尽管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对于生产者来说，污染了环境而不需要充分补偿，实际就是降低了环境的成本，这和压低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是一个道理。

　　上面所说的这些政策扭曲，有些是改革过程当中的过渡性现象，有些则是政策有意为之。但它们的后果是非常清楚的，即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利润、增强投资激励并人为地改善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一个政策体系的实质就是“全民补贴生产”。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中国“全民补贴生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源在哪？

　　黄益平：我们目前的经济政策体系其实与改革前城市工业化战略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搞城市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通过剥削农业帮助城市工业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一工业化战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它最后还是失败了，发展到70年代末只能通过改革来振兴经济。但现在看来，“全民补贴生产”模式与改革以前的做法相比，目前的政策体系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改革前的城市工业化，基本上是以国家计划主导，一个工厂生产多少产品、用什么技术和投入品，基本上都是原国家计委定的，因此有时候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没有需求。改革以后引进了产品市场，根据市场需求引导资源配置。另一个变化发生在微观层面，改革既提高了企业的决策自主权，又增加了它们的经济激励。这就基本杜绝了消极怠工的现象，提高了生产效率。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改变使得改革以后的经济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改革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达到近10%，这样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经营报》：目前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却引发了宏观经济的结构性扭曲。你觉得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黄益平：“全民补贴生产”的模式尽管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对外部市场依赖过度、对投资依赖过度、消费不足、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环境破坏严重。这些也正是政府在过去五年来一直非常担心而试图解决的问题，只不过迄今为止所有这些政策都见效甚微。当前的经济模式人为地增加生产利润和投资回报，同时由于资本价格过低，使得经济中的投资冲动十分强烈。另外，因为人为地压低成本，使得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改善，因此出口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但是消费不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过去十年来，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自从东亚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一直试图刺激消费，但是效果不明显。很多专家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福利体系不够发达，使得老百姓不愿意花钱。我觉得这可能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如果目前住户的储蓄率为25%，这个比率在亚洲并不是特别高的。

　　我认为消费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大的收入分配格局。贫富不均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企业和家庭这三块之间的收入分配。今天我们的企业都很有活力，企业利润增长速度保持在30%～40%左右。国家也很富有，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相对而言，家庭的收入则比较少。也就是说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得益最多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老百姓的得益则相对比较少。此外，资本价格偏低也反映了老百姓要通过投资得到回报有很大的难度。这次股票市场暴涨以前，大部分老百姓真正能够投资的只有储蓄和购买国债，这两者回报都是非常低的。综观过去几年中国的消费市场，可以大致分为两块：中高档市场，主要是汽车、住房和高价电子产品这三大类产品，这些市场在过去十年从来没有疲软过；疲软的是大众的市场，也就是老百姓花钱的生活必需品市场。

　　大国崛起应有大国心态

　　小国经济的基本要义就是无论做什么不会对世界市场有影响，而大国经济所面对的反应方程是不一样的。

　　《中国经营报》：宏观经济结构的扭曲应该如何修正？你认为目前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问题又是什么？

　　黄益平：要解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贸易顺差、投资过度等结构性问题，根本办法只有一个，即改变“全民补贴生产”的经济模式，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消除要素价格的扭曲和实现独立的宏观决策。比如说我们迅速扩大的贸易顺差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很多国家都要求我们改变目前僵硬的汇率政策，让人民币升值。但是，如果“全民补贴生产”的模式不改变，货币适度升值并不能完全改变目前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对国际要求作出反应。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大国崛起应有大国心态，但我觉得现在很多老百姓、决策者、经济学家，看待经济问题基本上还是小国心态。举一个例子，有些学者在反驳美国和欧洲对我们的贸易政策的批评时经常提到：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过去三四十年一直以出口导向的模式增长，但中国内地以同样的模式刚刚发展了五年，就遇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压力，为什么？他们的解读只有一条，就是因为美国和欧洲不喜欢我们、要打压我们，而韩国、新加坡是他们的盟国。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中国内地是大国经济，但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不是。

　　大国意味着其供求关系的微小变化也会引起全球市场的震荡，会迫使其他经济进行结构调整，这是过去的新加坡和韩国所无法相比的。小国经济的基本要义就是无论做什么不会对世界市场有影响，而大国经济所面对的反应方程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必须适应的一个变化。

　　《中国经营报》：刚才你谈到以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中所形成的过剩生产力该如何消化呢？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发展模式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黄益平：过去十年，国家发改委几乎每年都要警告部分行业可能会形成过剩生产能力，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出口增长非常快，二是对过剩生产能力的问题需要动态地判断——经济快速增长意味着需求也在快速增长。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仍然需要很多新的投资，有些投资也不见得就会造成过剩生产能力。比如持续的城市化要求在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等方面有更多的投资，现在中国每年的住房建设都超过澳大利亚全国房地产总量，这个数量还会增加。另一个迫切需要大量投资的领域是环境保护，尤其是治理空气和水资源污染。

　　但从长期来看，过度地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难以持久的，大国经济尤其如此。我们目前投资占GDP的比例大概是43%，在亚洲的历史上超过40%的例子也并不多见，除了中国以外，只有三个国家曾经超过过。一是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接近50%，然而在两三年内迅速回落到35%左右，动荡很大。另外两个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它们的投资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短期超过了40%，但很快就爆发了金融危机。

　　小国保持高投资比例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大国的难度就比较大，因为对世界经济的后果不一样。比如钢铁，韩国最多只能占到全世界的5%~8%，中国钢铁的生产能力可能已经上升到40%~50%，这时过剩生产能力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我们要考虑生产能力能不能被全球经济消化。

　　《中国经营报》：由投资来拉动的经济模式在亚洲普遍存在，为什么这些国家甚至在不同的体制下都会选择相同的发展路径呢？

　　黄益平：高速增长本身带来的高回报对于储蓄和投资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当发现投资能带来10%~20%回报的时候，对于储蓄和投资的激励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很多亚洲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会快速上升的根本原因。

　　亚洲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又大大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世界经济从来没有能实现东亚经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高增长导致了高投资。比如在印度，过去五年间，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5%上升到了35%。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大部分东亚政府都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保证高投资，这在新加坡、韩国和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高投资后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东亚金融危机，但总体上来说我认为它还是有效的经济模式，否则亚洲高速经济增长不可能保持四五十年。

　　环境问题很可能终结经济繁荣

　　如果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甚至很可能终结经济繁荣。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几次谈到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那么你如何评价当前的环境状况？

　　黄益平：我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目前已经有很多数据来支持这一论点。世行的研究表明，每年中国约有75万人因为环境污染而过早死亡。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6个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指出，不少河水和湖水已经被污染到人畜不可使用的地步。环境污染也使得国内气候不断恶化，南方洪水越来越多，而北方干旱愈演愈烈。华北地区地下水位直线下降，政府只能通过 “南水北调”来解决北方地区生产生活用水。但我们知道，过去五年喜马拉雅的冰川已经在不断缩小，如果有一天冰川彻底溶化，我们还能到哪里去调水呢？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经济风险时经常提到经济结构、金融体系和政策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会给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带来一定挑战，但是就大部分因素来说，即使问题真的出现了也能够很快平复下去。比如说东亚经济在1997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但短短两年内，大部分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复苏。而最值得担心的是环境问题，如果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甚至很可能终结经济繁荣。

　　《中国经营报》：现在大家都很重视环保问题，但是一直缺乏有效的措施，比如像过去提过的绿色GDP也无疾而终。那么环保难在何处呢？在环保政绩无法量化考核的情况下，环保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黄益平：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意思是每个国家都会在经济发展初期破坏环境，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环境质量会开始好转。但是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目前环境破坏的程度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历史上的水平，具体说来有三方面的理由：首先，中国10%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保持了三十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我国的人均资源本来就远少于发达国家。最后，我国在过去五年的发展中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这同时可能也意味着我们成为了世界被污染的中心。

　　过去我们一切政绩考核系统围绕GDP，曾经有经济学家通过计量模型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各个省份的官员得到提拔的概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正相关性的关系。不过情况也在发生改变，随着公共讨论不断增加，政府日渐重视，老百姓也在自发地觉醒，比如厦门民众在PX事件中的反应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些新的发展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已经接近了环境曲线的拐点。所以目前需要的是持续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资、改善环境。也许GDP的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会增强，而且生活质量会得到大幅度地改善。

　　黄益平简历

　　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同时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1984年获得浙江农业大学农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兼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经济与金融国际讲座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客座研究员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宏观政策、金融改革与农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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