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市场信念拯救不了市场

　　秋风

　　张维迎教授一直被视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近几年来遭到无数“漫骂”。最近，张教授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一份报纸上发表文章《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用一些经济学常识来论证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如既往，这一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并招来很多“漫骂”。

　　然而，我认为，这样的“漫骂”是非理性的，因为张维迎教授是在认真地讨论一个对当下中国十分重要的问题。诚如张教授所说，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十分不易。只是让政府承认市场，就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同时，市场经济很脆弱，需要有人去捍卫它。而现在，社会上已经蔓延着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如果由此演变出更多反市场的政策，经济发展就会面临很大风险。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

　　作为坚定主张自由市场的奥地利学派的学生，我完全支持张教授的这项工作。但是，从目前舆论的反应看，张教授的这篇文章似乎并未很好地捍卫市场。症结在于，张维迎教授可能找错了要防范的敌人。今天，并没有几个人当真地认为中国应当回到计划体制时代，这不是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大多数人的疑问其实是：市场化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了现在这样的结果？比如，收入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有企业的权贵化改革，以及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够使现在的这个市场更好一些？

　　张教授等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不好的现象。他们常见的做法是把坏东西都归咎于政府，把好结果都归功于市场。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权力控制了这一改革过程。

　　应当说，这样的解释没有错。归根到底，市场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或者更准确地说，市场是一种能够让每个人成为企业家并让企业家有效地利用分散的知识的秩序。市场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它的正常运转必然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作为一种机制的市场本身必然是善的，不管是相对于计划体制来说，还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是人性的自然，就好像说自治必然是善的一样。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就曾说过：市场的正当性不需要像主流经济学那样从效率的角度进行论证。

　　不过，主流经济学家差不多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那时节，他们为了反驳坚持计划体制的种种理论、学说、信念，要从各个角度论证市场的好处。这项工作当然具有很大意义，市场具有好处，终于成为常识。但不幸的是，这一工作似乎形成了一种知识惯性。关于市场具有的种种好处的知识锁死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由此形成了不择手段实现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制度转轨的心态。

　　比如，他们论证说：既然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效率高更，那重要的就是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私人企业，而不用计较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改制，也不用管企业最终落入谁手，反正只要是私人企业就有效率。权贵私有化推动了资源向私人手里转移，也就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进一步还会说，如果不让权贵得到好处，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私有化改革。

　　这样的说法违反人们的常识，难以为人接受。这些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是：他们以为，市场的好处可以论证市场化的任何路径。如果他们有哲学的话，那就包括这样一条信念：结果可以证明过程的正当性。市场自身发育的每一个好处，都会被他们拿来论证看似推进了市场化的政策的合理性，而不论这种政策带来了哪些附带损害。

　　然而，市场肯定是善的，市场的好处是内在的，且必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只要有机会就会自然地呈现出来，而不需要任何政策来养育。政府控制放松一分，市场就会扩展一分，人们就可多享受一分好处。但是，市场又必然是在具体的政治、法律、道德、社会等诸制度环境中运转的。如果这个环境比较恶劣，市场的好处就会被耗散，其正常结果甚至被扭曲。

　　这正是当代中国的情形。面对此情此景，主流经济学家却只是反复地对人们申说市场的好处。在人们迷信计划的时代，这样的论说是必要的。在市场信念确立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似乎没有及时地转轨。他们诚挚地为市场辩护的发言，让人有一种时空错置的荒谬感。人们会问：你把市场说得天花乱坠，中国的现实又是什么样的？

　　要回答这个普遍而强烈的时代性疑问，必须讨论市场运转的制度基础。在市场信念已经确立但市场正常运转所需要之制度框架远未完善的当下，负责任的经济学家似需具备政治、法律的视野。单纯宣传市场的好处，无法化解人们对市场的“误解与不信任”，也无法拯救市场。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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