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健主题下展望财税体制改革

　　北京报道 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周慧兰

　　《21世纪》：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提出，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如何理解稳健的财政政策？它将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建：我认为，利率工具正在从中国宏观调控的手段当中淡出。因为新的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背景：利率上升会对热钱形成补贴，反而导致热钱涌入，货币投放增加。

　　我们是否可能利用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税率来进行调控？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因为利率可以随时调整，但税率可能就不行。总之，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目前宏观调控的很多工具已不像以前那样，而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重新选择工具，重新研究工具的特质，这是宏观调控面临的新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财政越来越从宏观调控的后台走到前台。

　　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发达国家是两种价格体系，两者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于是发达国家会不断产生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断有产业转移到中国来，这种转移实际上是在弥合两种价格体系之间的差距，弥合的过程就是中国生产要素对发达国家货币升值的过程，所以，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存，通货膨胀是中国的产品贵了，人民币升值也是中国的产品贵了。在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之间，我们需要找一个均衡点，如果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中国的经济增长肯定不健康;但是如果用货币升值来替代通胀，通过减缓出口、减少外汇来抑制通胀，又会造成很多失业。

　　如何寻找这个均衡点，我认为最后可能需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比如，应该更关注弱势群体在通货膨胀过程当中的负担能力，把支出更多地用于补贴低收入人口，弥补他们在通货膨胀中的损失。

　　任志强：现在的房价问题，其实可以通过财政上完善廉租房体系来加以解决，这部分住房问题解决好了以后，其他层次的住房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新加坡政府是最不管房价的，因为80%的住房由政府解决，那剩下20%最富的人的住房问题，就可以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这部分住房的房价可以完全放开。

　　现在提出要减税，有人觉得这与中央从紧的政策相悖。这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认为宏观政策从紧就不能减税，因为减税之后，消费会增加，物价就更要涨。我认为恰恰相反，减税才能降低物价，减税之后生产增加，生产多了物价才能降下来。这已经为美国经济所证明。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尝试用减税的方式去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想状况可能会好得多。

　　《21世纪》：宏观调控可能需要财政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某些方面支出更多，这就可能导致各级政府乱花钱，如何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避免这种现象？当前的财税体制改革应该着力改善哪些方面？

　　盛洪：这几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是超常规地增长，这与收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有关。但是我们的财政支出也是超常规地增长。我注意了一下，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好像财政收多少钱就可以花出多少钱，如果不够花甚至还可以借钱花。我觉得这个逻辑有一点问题。

　　2008年我们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个"稳健的财政政策"令人迷惑不解。在1998、1999年通货紧缩的时候，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现在我们面临通货膨胀的前景，为什么不能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呢？我猜测，稳健的财政政策背后其实是财政支出的刚性，各级政府不愿意缩减财政支出。所以我想，这不是一个一般问题，而是一个宪政问题，即财政支出由谁来决定。

　　在支出扩张上，地方政府的问题更严重。我注意到，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增长，1994年是65.3%，到了2005年是74.1%。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的速度更快。政府花钱大手大脚，盖豪华的办公楼，年底突击花钱，还有喜欢做圣诞老人。而公共服务却改进不大。政府收多少钱花多少钱，或者花的比收的还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还能维持，一旦经济出现滑坡，而花钱的惯性还在，那就危险了。

　　公共服务规模到底应该有多大？要给谁提供哪些服务？财政支出有没有约束？一个基本原则应该是，财政支出多少不应由花钱的人来决定。我们也有《预算法》，规定财政支出要由同级人大审核。但我觉得，由于在我国行政部门权力过大，同级人大约束财政支出难度比较大。另外，同级人大也可能有扩张的冲动。要想约束财政支出，就要提升法律效力，即要比《预算法》更有法律权威，这就要在《宪法》中规定财政在一定时段中的平衡，并建立对财政支出的制度性约束。这已经是宪政改革层次了。

　　曹远征：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含义是什么？现在没有具体的说法。是不是一如既往的财政政策？如果是一如既往的财政政策，那是造成目前宏观中投资过热的原因之一，同时导致投资和消费没有协调发展。2007年税收较2006年增加1.2万亿，这对于促进消费是不利的。现在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财政政策应该在相关方面进行配合，至少不能使一如既往的财政政策。

　　这次经济过热反映了过去财政体制安排上的一些问题。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分了财权，没有分事权，地方政府想要维持它的支出，那么一定要想办法，只好卖地，导致地价和房价过高。这也说明了，未来要想避免宏观经济比较大的起落，恐怕财税制度应该有一个变化，特别是事权的改革，支出责任的改革，现在应该重视。改革30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不清楚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是什么样的，应该有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应尽快开征物业税，这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抑制过度出让土地有一定的意义。

　　任志强：税收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首先是税收政策的制定问题。我个人理解，税务局只是起征收作用，而税政应该交由财政或者人大来管。我们现在是把税政和税收混在一起，最后变成税务局既管税收，也管税政。我们提倡要依法征税，按照这样的理念，税政就不应该是税务局的事，而应该是财政部或者人大的事情。

　　税制不合理，纳税人和征税方就是对立的，那么征收的成本就会大大提高。如果税制合理，征税就相对容易，征收成本就比较低。税制不合理，还可能造成地方和中央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博弈，这是造成高地价的部分原因，如果税制合理，地方政府就不会以土地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现在地方政府如果不卖土地，就发不出工资，提高不了福利。税制不合理还表现在个人所得税上，现在有多种税率和计算方式，但哪一种是与支出和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的，也没有哪一种是将税率和增长系数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要宏观调控，于是增加了名目繁多的税收。

　　另外，物业税本来是为了抑制房价的，但结果可能恰好相反。物业税是地方税，房价低，物业税就低，地方财政就会吃紧，所以地方上就会推高房价。物业税的本来意义是改善治安等公共服务，但我们却用它来压低房价，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说持有环节税可以降低房价，这是不对的。总之，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思想还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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