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

　　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 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可能要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冲击。

　　从今天算起，到2008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而言，这是所剩不多的进行重大调整以应对后全球化时代挑战的机会窗口。错过这个机会，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能否赶上外界变化的问题。

　　要调整，我们必须认清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种调整必然伴随着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回避政治风险，继续平衡国内现有的利益格局，继续执行“闷声发大财”，少说话，多赚钱，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中国将继续把在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冲突，解释成是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表现，并对此进行有礼有力有节的斗争，而不去担心天会塌下来。笔者认为，这样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进一步发展，但中期结果则可能是，加速中国自身在过去三十年里赖以生存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这种短期内为了稳定不做大调整的结果是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中国不得不在国内更大的利益冲突中进行调整。更坏的一种可能则是到那时，任何一种调整都无法再有效地阻止中国陷入一个大的困境。

　　另一种是看清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这一趋势，拿出魄力在较短时间内做大调整，为自身争取时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比前一种选择大一些的国内利益冲突。但是，把这种调整与在国际环境全面恶化后被迫进行的调整相比，这种调整的政治成本与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利用当时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国富资源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这些国富资源大幅度缩水，想用它来改革也不可能了。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在于贸易。调整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和谐社会政策的成功。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为建立和谐社会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别在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施策的力度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在国企利润一年一万亿，政府税收每年以一万亿的速度增长时，中国还在解决不平等方面缩手缩脚;那么，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减速，可利用政策资源大幅度缩小时，再想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估计届时可利用的国富资源量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是，当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来实现时，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将大大加快。从这层意义上说，假如对流动性过剩的遏制失败，那么将有可能使政府近年来为建立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尽管当前政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与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这些都是"标"，而不是"本"。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减少它们的出口，为减轻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做出贡献，但却无法为中国从国际市场撤出来的资本与劳动力找到出路。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却无法解决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厂模式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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