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鼓励投资解决经济失衡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对2007年中国经济那些争议性话题依然会原封不动地带入2008年:流动性过剩、巨额外储、投资过热、信贷控制以及资产泡沫。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夹杂着热钱势力的贸易顺差、40%以上的整体投资率以及资产泡沫膨胀速度，而对这些数据的解读可谓小径分叉的花园:路径太多，困惑且容易迷失。市面上主流的见解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太多了，人民币需要大幅度升值，这样就可以消除外部世界"输入"的通胀以及流动性过剩，中国需要降低其整体投资率，因为中国的投资实在太"过热"了;中国的资产泡沫并不严重，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国民财富增长完全可以与之匹配。

　　对此，很多严谨的人士表达他们的异议。例如央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徐诺金博士对笔者说，他不明白有什么指标或者标准能证明中国的投资率是偏高和"过热"的。在徐诺金看来，目前的局势恰恰证明中国需要投资，需要鼓励民间投资、正确看待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改变全社会对投资过热的肤浅见解。

　　有趣的是，尽管他的结论显得激进和边缘，但分析范式和逻辑推导却是异常正统而规范。他从宏观经济平衡公式"储蓄恒等于投资"(I≡S)出发，在开放条件下，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差额要与进口(M)出口(X)的差额相等，即S-I=X-M。它的含义是，国内储蓄的不足要通过引进外资即进口来弥补，国内储蓄的过剩要通过出口即输出资本去消化。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差额越大，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即顺差也越大。他认为，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外贸顺差，恰恰是中国的储蓄与投资的缺口太大了，如果再压缩"投资"，这个缺口就会更大。还有一种错误的判断是将罪责归结于中国高储蓄，实际上，高储蓄率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是"宝贵的财富"而非"制造问题的根源"。

　　另外，用扩大消费的方法来降低高储蓄率在短期内也不现实，因为消费与储蓄是一个受制于一定制度结构下收入分配方式的制度性变量。市场自发的运行模式是少数人有更多的财富，但这些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使得社会总体的消费倾向是递减，储蓄率是上升的。改变它，需要制度结构的改善和变革，这不是短期能达到的。

　　于是，平衡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只有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两种。一种是通过扩大出口来消化吸收过剩的储蓄，即外部平衡法;一种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的办法去消化转移储蓄。多年来，中国都采取的是外部平衡法，现在应该反思这一做法了。在1993年以前，中国的投资率普遍大于储蓄率，从这以后，投资率普遍低于储蓄率，尤其是1996年-2006年这十一年来，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幅度平均达到3个百分点，2006年两者差额达到7.3个百分点的历史高峰。徐认为，只要投资率低于储蓄率，就不能称之为过热。

　　的确，如果以美国17%的投资率相比，中国看似很高，但实则两者坐标不同。还有一种看法是以前苏联为参照，认为投资率高但最终产出效率低，不过这种看法忽略了前苏联的制度背景——封闭式对待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我们用直觉就可以想象出，一个国家的工厂、机器、教育投资越多，替代老旧厂房和机器的现代化设备越多，接受良好教育的人越多，也就意味着生产效率越高。而建设的房屋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富裕;国家安装的设备和基础设施越多，人民的工作经验就越丰富。

　　著名经济学家Bradford DeLong和Summers曾证明，投资率较高的国家，从历史上看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明日本每个工人的国内总产值自1960到1985年间相比阿根廷的增长超过3倍，因为日本和阿根廷不同，对新机器和设备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这是日本在经济水平上远超阿根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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