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社会心态

　　本报评论员 吴铭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近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报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工作情况时透露,正在抓紧研究起草<工资条例>,以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的社会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及支付机制,将工资问题纳入法制轨道。这一进展其实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精神的关键一步。如果不将职工工资问题纳入法制轨道,很难谈得上在初次分配环节真正处理好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从市场放任主义的角度来看,政府出面确定最低工资标准,违背了市场自发调节的原则,这种政府干预有损市场自由和经济效率。这一经济理论目前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形态。不过行政权力的意志在特定时段会本能地倾向于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在中国就是工人、农民工和农民),而不是某一种经济理论形态,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使然。毫无疑问可以说,中央政府在起草<工资条例>等方面的努力,表达了对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决定力量的利益的基本尊重,是社会民主实实在在的重要拓展。

　　工资问题立法所显示的社会民主浪潮,与伸张企业家阶层利益的经济自由浪潮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究竟是相对倾向于公司法人的经济自由,还是相对倾向于职工基本权益保障?行政如何平衡和选择,乃是其政策制定的一大问题。

　　不过,对于行政权力和立法者而言,仅关注如何协调利益远不够。更深刻的紧张来自于文化层面的问题。社会精英阶层与社会基层的文化意识可能同步同调,也可能相互冲突。经济利益方面,社会精英阶层与社会基层往往相互冲突,但是在文化上,社会精英阶层占有优势和领导的地位,社会基层往往会模仿精英阶层的文化,因此往往会有趋同性。如果精英阶层偏爱放任自由,热衷于打破旧规成法,那么社会基层往往也会无所畏惧,热衷于挑战一切规矩;如果精英阶层勤谨守法,有规有矩,那么社会基层往往也会勤勉努力,遵纪守法,向上进取。比较麻烦的社会状况显然是,精英阶层和社会基层竞相挑战旧规成法,相对多地希望非常规获取爆炸式增长,而相对少地希望勤恳规矩地持之以恒地发展。

　　也有可能社会精英阶层和社会基层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而且在文化上也是相互冲突的。或者社会精英阶层热衷于打破旧规成法,追求非常规的发达模式,而社会基层则倾向保守一种规矩老实的风格和踏实平稳的发展模式。或者相反。相对而言,前者可能性更大,毕竟社会精英阶层一般拥有文化上的领导权,为社会基层所模仿。这是在职工工资立法问题有望获得基本解决之际,当代中国人应该深长思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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