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图景下的中国制造

　　作者：傅勇 

　　2007年11月3日，伦敦金融城的卡斯商学院，小礼堂里坐满了听众。这场奇特的中国商使全球巡讲活动，把首场“论道”的地点选在了这所全球著名的商学院。巡讲的题目是“相信中国制造”。两个主讲人物中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制造业部门——2006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和当年的中国首富、中国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总裁施正荣。

　　这是一个奇特的安排，作为系列活动的首站，中方选择了伦敦——这里曾是世界第一任“世界工厂”，现在却是全球金融中心。中国这个现任世界工厂拜访这里，是要为“中国制造”正名。

　　的确，在200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制造业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此之前，世界感到的威胁是中国制造以不可思议的“中国价格”塞满了百货商场和便利店的货架，也打碎了不少蓝领工人的饭碗。在中国制造的咄咄之势下，西方国家颇感无奈，只得控诉中国反倾销，制定配额规模，甚至有失身份地焚烧来自中国的商品。

　　一时间，从肥皂、玩具到食品、牙膏，中国商品似乎成了谋财害命的代名词。参加竞选活动的美国政客们也会忍不住利用这些事抨击中国：“首先，中国人抢走我们的饭碗，然后，他们害死我们的猫，又让我们的孩子中毒。”

　　如此种种，让中国制造业在面对曾经的老牌世界工厂伦敦时，似乎信心并不足。作为现代金融业的发祥地，古老的伦敦城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丝毫不让大洋彼岸的纽约。或者，我们应该说，伦敦城所代表的是中国将来努力的方向。的确，以信息技术、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方兴未艾的今天，中国庞大的企业群要想从日益贫瘠的制造业中淘出大把大把的金子来，已不像一个多世纪之前那么容易。

　　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两个苦楚：其一，中国企业处于全球财富链分工的末端，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十分憋屈，效益并不理想，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提升其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其二，中国制造的升级依稀可现，但新经济的图强却乏善可陈，企业实现财富的跳跃越来越惊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新经济版图应该走向何方？

　　上篇：困境与转身

　　2007年8月11日，在给工人结清工资后，3点多，51岁的张树鸿在工厂仓库自缢身亡。张生前是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主要经营者。

　　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成为2007年中国制造业危机的一个缩影。作为美国最大玩具商美泰公司最大的订单加工厂，利达三家工厂工人超过2500名，2006年年产值2亿元，出口货柜量居佛山第二。美泰公司8月2日宣布，因利达生产的部分玩具铅含量超标，自发召回96.7万件玩具。利达因此损失高达3000万美元。

　　张树鸿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但对为美泰供货的其他玩具厂商来说，噩运远远没有结束。8月14日，美泰公司又因油漆铅超标问题和磁铁易被儿童吞食隐患，召回近1900万件中国产玩具。

　　在中国制造的大旗下，中国企业被定型为低廉商品的涌流源泉。背负这一名声，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很难延伸，这一弱势地位又反过来将中国企业锁定在廉价打工者的身份。在这一分工格局下，中国企业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以惊人的低价涌流出不计其数的低端产品。凡是提高要价的诉求，似乎都不符合这一身份。

　　无奈的低廉

　　以利达这个案例来说，把张逼上绝路的看上去是自身生产质量上的疏忽，实际上，却是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从属地位。利达是一家来料加工企业，成品质量问题不少源自原材料环节，含铅超标显然有美泰公司质检疏忽的原因；另外，玩具模板的设计也源自美方，设计上的问题却强加在了制造方一方。中国制造业在分工上的弱势还体现在定价能力上。香港劳工权益维护组织的协调员发现，美泰和其他客户一直要求压低生产成本，逼得供应商们为尽可能省钱不得不投机取巧，甚至直接要求中国供应商采用成本低廉的不达标原料，从而导致了在产品中使用有毒涂料这类疏忽事件。

　　《华尔街日报》曾以罗技公司的鼠标为例描绘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此外，在温和的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中，中国制造业的价格优势正被蚕食。2007年8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一直在6%以上，11月份甚至高达6.9%。1~11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6%，预计今年全年CPI涨幅在4.7%左右，是自1996年以来的年度最高涨幅。物价体系的上游也正酝酿着物价上涨全面化的风险。1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一改此前与CPI大幅背离常态，上涨4.6%，涨幅环比提高1.4个百分点，创下自2005年9月以来的新高。此外，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土地和电力价格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

　　对于利润微薄的制造业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也是个不能忽视的因素。2007年人民币已升值7%，明年许多投行都预期升值10%。并且，按照这个速度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能力源自实力

　　中国企业要想坚持自己的原则就必须具备一定品牌和规模。2007年7月，中国最大的袜业制造企业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弟宣布，月底交完最后一批货后，不再接受沃尔玛的订单。此前，这家企业每年向沃尔玛提供500万美元的商品，然而因利润太薄，最终选择了放弃。

　　对全球零售业龙头说不，并不容易。让我们看看沃尔玛吧。按照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说法，“沃尔玛若是一个国家，将成为中国第六大商品输出国和第八大贸易伙伴”。在沃尔玛全球6000家供货商中，中国就占了80%。

　　经过数月对峙，到12月，浪莎恢复向沃尔玛提供产品，据称后者采购浪莎的中档袜子，“价格颇有上升”。可以想象，中国企业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正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推进才能完成质变。

　　针对中国制造的问题，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曾说：“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日本制造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钩；70年代，中国的香港、台湾和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他们的产品摆脱了这种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又甩给了中国内地制造的产品。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制造，也能够像日本、中国港台、韩国的产品一样，与高端、高质挂上钩，但最好不要与低价脱钩。”

　　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不断被曝光，比重大是一个重要原因。《金融时报》社论说的好，在美国，因安全问题而召回的玩具，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制造的，这一事实只不过反映了中国制造商在美国玩具市场的压倒性主导地位。

　　实际上，就合格率来说，中国企业的产品并不比发达国家逊色。日本厚生省公布了2006年日本进口食品合格率，其中自中国进口的食品合格率为99.42%，美国是98.69%，欧盟是99.38%，而且日本是中国食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也是全世界公认的食品卫生标准最严格的国家。

　　转身

　　英国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2007年计划，在2008年底之前，向其在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投入1亿美元，这个建在上海的中心将成为该公司全球药物研发的关键一环。

　　这可不是什么拍脑袋的结果。在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全球调查后，葛兰素史克发现，“中国从质到量都居于首位，”尤其是在肿瘤学与神经学方面。他们的评估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大约有6.3万人持有科学博士学位，其中包括3.5万名在西方学习并于近年回国的人员。此外，中国科研人员在《科学》、《细胞》和《神经元》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也为它的判断提供了依据。

　　葛兰素史克的这项投资标志着一个最新动向，西方一家大型医药公司进入中国不只是为了低成本制造、临床实验和不断增长的药品销售额，它还想得益于中国快速发展的科研基础。罗氏、诺华、阿斯利康、诺和诺德和赛诺菲-安万特等医药公司都在大举投资于中国的研发项目。

　　这的确是中国未来优势的源泉，并有望成为中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的支撑点。美国白宫政府的采购顾问于今年表示，“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不是外包和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我们不想只给他们面包渣儿。在5到10年之内，我们将从‘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发现’。”我们宁可相信，这其中并没有多少奉承的成分。

　　的确，中国制造经历了十多年的辉煌，仅仅将这一成功归结为低廉成本是不够的。国际商业组织“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发现，非同寻常的生产率增长是中国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因素，在1995年到2003年期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幅达到了“惊人”的20.4%。报告对截至2005年的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初步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的竞争性重组仍在快速进行之中。

　　外电评论说，如今，中国人想从美国购买的唯一东西似乎就是波音飞机。在每次赴美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国官员都会与美国签订大量采购协议，以平衡中国庞大而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并平息美国国会中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然而，中国政府3月份宣布，将在2020年之前开始制造自己的大型商用飞机。中国自主设计的70至110座ARJ-21型飞机，目前国内已有171架的订单，国外客户也有购买意向。这款飞机将于明年春季试航。

　　汽车业是中国制造业提升附加值的另一突破点。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中国去年的汽车部件出口首次超过了进口。中国国产零部件的质量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致大众汽车、戴姆勒-克莱斯勒等西方汽车巨头纷纷表示今后几年将从中国采购数十亿美元的刹车、油泵、车轮、转向系统等零部件。

　　为了获取更多客户和更好的技术，2007年，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万向集团已收购了多家美国企业，并有意收购汽车组件巨头德尔福的部分资产。万向集团表示，其销售额年平均增长26%，2005年达到人民币252亿元，合31.5亿美元。

　　一些较小企业也在技术上登上了新台阶。总部设在沿海城市宁波的华翔集团从为医用药瓶生产塑料瓶盖的企业一跃发展为汽车塑料零部件生产商，并一直是大众汽车的供应商。今年5月，华翔集团在大众汽车总部沃尔夫斯堡设立了办事处。

　　下篇：觉醒与奋进

　　在前面提到的巡讲中，尚德太阳能总裁施正荣乐观地说，“中国制造”正在迈向新时代，“中国制造”已经有不一样的含义。“在新能源、节能环保、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中国人有能力，而且事实也证明，中国人不会做得比外国人差。”

　　施自身就是个成功例子，并且具有越来越强的代表性。

　　施正荣带着博士学位2001年海归，创办了一家太阳能电力公司；6年后，他的公司销售收入超过100亿美元，名列世界光伏行业第二。他的身上，照耀着新能源经济的光芒。

　　依靠汗水 而不是灵感

　　然而，正像我们在上篇中所描述的，中国大多数的制造业企业仍在沦为“血汗工作”。杰夫瑞·萨克斯曾感慨说，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取得9%以上的增长率了，这里的工作不分昼夜，轮流围着机器转。这也验证了著名国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判断：东亚经济更多的是依靠汗水，而不是灵感在推动增长。

　　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内地逐渐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手中接过世界工厂的接力棒，在某种程度上，把这根接力棒传递给周边和世界的其他国家是中国制造业实现升级换代的必由之路。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企业就必须实现与新经济的对接。

　　2005年，IBM将个人电脑业务出售给联想。这在中国被渲染成中国IT企业走向成功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从中我们可以感受新经济的发展脉搏。简装后的IBM代表了IT向服务业发展的趋势，这才是新经济的内核。

　　不过，收购IBM PC业务之后的联想阔步发展，表明了中国制造在新经济领域里的快速渗透。2007年11月1日，联想集团公布了第二季度业绩，在该财季中，联想集团的净利润为1.05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两倍。几乎与此同时，联想集团CEO阿梅里奥声称，公司计划提前终止与IBM的品牌的关系，而这距离联想与IBM公司签订的可将该品牌使用至2010年的协议时间，提前了整整两年。

　　联想的确成长迅速。一个表征就是进一步深入印度市场。联想印度北部的一家新厂已于2007年9月开业，使其在印度的电脑年生产力提升至300万台，为目前的3倍。并且，联想还计划将全球营销业务总部设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以利用印度低廉的成本。目前，联想在印度市场的占有率仅为9.5%，尚远远低于惠普21.2%的份额。

　　中国溢价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多远？

　　2007年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是，急剧膨胀的中国经济和企业市值是否就表明中国企业拥抱了新经济？问题是，中国现在拥有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没有人把这些当真。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接连超过汇丰银行、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股。中国人寿则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寿险公司。而招商银行虽然在国内被列入“中小股份制银行”，但其市值已经超过加拿大皇家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后两者分别是加拿大和德国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银行。然而，招商银行2007年中期总资产，还不到德意志银行2006年底总资产的1/10，不足加拿大皇家银行2006年底总资产的1/3；2006年，招商银行的净利润仅相当于德意志银行净利润的12%、加拿大皇家银行净利润的22%。

　　在此背景下，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正和奢华的“中国溢价”撞了个满怀。阿里巴巴于2007年11月在香港上市，一举成为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公司。11月6日挂牌上市当日，阿里巴巴收盘较发行价上涨192%，创港股今年新股首日涨幅之最，市值达1996亿港元，相当于三大门户网站、盛大和携程五者市值之和，一跃成为中国互联网业首家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公司的市盈率竟达到惊人的300倍！在国际配售部分，阿里巴巴获得了1800亿美元的认购，相当于186倍的超额认购，在散户公开认购部分，冻结资金4500亿港元，超额认购逾259倍，打破了港股发行的历史纪录。

　　在新经济中涅槃

　　2007年同样属于中国商界传奇人物史玉柱。几乎与阿里巴巴成功登陆港股同时，2007年11月1日，史玉柱的游戏公司“巨人网络”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上演了一出“巨人归来”的好戏。从最早的地产、IT到保健品、网游，史玉柱的崛起似乎回归了新经济的怀抱。

　　虽然，几乎每个企业都意识到方兴未艾的新经济将强有力地改变全球产业格局，以及全球财富分配的面貌，但并不都能取得成功。TCL在2007年的挣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2007年，TCL的李东生陷入苦战。5月，李东生不得不关闭了欧洲工厂，宣布重新把重点移回中国市场。李东生的受挫可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家在跨国战略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两年前，从传统的制造业到IT业，TCL的李东生曾经是中国企业界最风光的一个，他先是被美国《时代》周刊和全美有线新闻网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接着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4年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谁也不会想到，在2007年，他的名字会出现在《福布斯》杂志评选出来的“年度最差中国企业家”榜单上。

　　在我们所涉及的案例中，先天不足的新经济所初绽出的光芒掩盖了中国制造业最耀眼的部分，以至于企业史家吴晓波先生评价说，“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岁月中，如果中国要诞生世界级的伟大公司、出现取得世界性声誉的中国企业家，互联网也许是仅有的领域之一。”这或许就是新经济留给中国制造业的启示之一。

　　尾声

　　回顾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就像是一个出卖苦力的人，他把辛辛苦苦做好的东西低价卖给富人，还把赚来的钱购买富人的债券。可是，富人并不满意，一边指责他为什么这么卖力，不注意身子，还制造污染，把家里搞得又脏又乱，并且让别人没事干，一边用不断贬值的货币支付本金和利息。

　　中国制造，我们期待更多。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统研究部金融市场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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