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复兴推动世界变迁

　　1962年，当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口相遇时，这两个一度密切引起世界关注的国家，都还处在全球最不发达国家行列，她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还无人看好。谁能想到，四十余年后，当“中国龙”与“印度象”再次同时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却已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后发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所表现出来的“奇迹”。

　　197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领跑者，年均达到了9%左右，而GDP也连年翻新，2004年位列世界第六，2005年就超越法国成为了世界第五，去年又将英国抛在后面登上了世界第四，及至今年年底，据信又将取代德国的世界老三位置。而与中国毗邻喜马拉雅山而居的印度，最近16年来的发展速度同样令人啧啧称奇，年均达到6%以上的水平，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值。

　　更关键的是，两个国家目前这种“高高在上”的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看到减慢的迹象，相反仍是一派生机。这使得世界一些著名的评估预测机构，比如美国高盛公司，频频修正对中印两国前景的预测结果。今年6月，高盛认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八国集团(G8)中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到2027年则将超过美国，而此前预测的则是2035年。印度也不遑多让。高盛估计，到2025年，印度经济规模就将超过八国集团中的六个国家，到2050年则会将美国甩在身后。

　　随着中国制造业和印度服务业的异军突起，两个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有关的新词语，也横空出世并被人们交口相传。一个就是高盛公司在评述世界最富活力的四大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时，于2003年所发明的“BRICS”或称“金砖四国”，其中的“I”与“C”分指印度和中国；另一个则是印度执政联盟国大党少壮派领袖兰密施在其2005年的新书《CHINDIA应该说得通：中国与印度之探讨》中所创造的“Chindia”一词，它把“China”(中国)和“India”(印度)变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符号。

　　Chindia的复兴：世界史的转折

　　相对而言，“Chindia ”是比“BRICS”更富创造力的一个称谓。中印同为新兴市场国家。近一个世纪以来，两个国家命运也极为相似，都有过被侵略和被殖民的经历，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经过艰苦的民族解放斗争后才重新获得国家独立。中印就其近一个世纪历程和国家属性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命运共同体”。

　　中印又同属亚洲国家。在中印复兴之前，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及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四小虎”，已实现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及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的初步转型，为亚洲的全面兴起开辟了先声。如今亚洲、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后发国家也加入其中。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朝气的亚洲，与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低迷、欧亚和北美地区之外其他地区相对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鲜明对照。

　　不过，东亚国家的群体性兴起，所带来的不仅是亚洲国家经济形象的变更，必然还会联动产生政治和文化影响，改变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对历史的抒写方式。

　　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之一，就是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在经历以往的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后，正逐渐向亚洲——太平洋时代转移。在20世纪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传统的大西洋经济体制实际上已告终结。如果今年年底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GDP排名的第三，全球前三大经济体都将汇集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外加经济总量占中国40%的印度，这四个经济大国合起来，其GDP将占全球一半以上。这不是亚洲——太平洋时代还能是什么呢？

　　中国、印度的复兴以及东亚的整体性兴起，象征着世界史在21世纪初的明显转折。其内涵和意义在于：传统以欧洲和西方历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模式，业已被颠覆。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迅速成长的背后，是整个非西方世界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和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这当然也意味着，世界政治经济权力部分发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转移。

　　在中印面前，所有的发展模式都过时了

　　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成就，还对传统的发展理论带来了冲击，丰富了人们对于发展问题的感性认识。

　　虽然早在1929年，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就曾高瞻远瞩地谈到：“在我看来，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经济因素。如果我们强调这一点并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就会自动发现宗教的差别将不再重要，而一条共同的纽带则把不同的集团联合起来”，但在印度独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党派与种姓制度相交所造成的混乱、不同宗教派别无穷无尽的倾轧，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上的诸多失当，使印度一直没有建立起“一条共同的纽带”。印度的裹足不前曾使不少外界观察者得出悲观结论：在没有相应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措施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不太可能。相形之下，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不是得益于韦伯看到的新教伦理，就是受惠于诺思笔下的技术与制度创新。印度能走出一条有别于这种“标准”发展模式的经济成功之路吗？

　　对印度的怀疑同样复制在中国身上。中国文化传统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曾被人看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桎梏。在二三十年前，没有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就在十余年前甚至今天，预言中国即将崩溃的言论，仍不时可见。还好，一个事实就能击倒所有雄辩。中印这两个后发大国，并没有如一些发展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命中注定只能处在不发达状态。

　　中印不仅取得了经济增长和实现了社会发展，而且值得留意的是，这种发展模式是中国式和印度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路径是积累内部储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境外直接投资、固定汇率制和外贸扩张，其主要特征是制造业驱动、力求兼顾内需和外向。这种模式今天常被人们称作为“中国共识”。印度走的则是另外一条道路，它重消费而非投资、重内需而非出口、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工业。在不长的时间内，以软件产业为主要的印度外包服务业，其声誉已经遍及全球。

　　中国和印度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发展方式，它们都有别于传统先发国家的既定模型。

　　中印的成功给那些渴望摆脱穷困命运的国家带来了向往和希望。发展的奥秘也许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高深，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只要没有自闭于这个世界系统，只要愿意学习和敢于改变，任何国家都可能求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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