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节节攀升：高增长中的创伤

　　最近，从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到财政部副部长王军，都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央政府2007年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

　　消息传出，引来的却是无数质疑。人们从各个角度质疑5万元的政府财政收入过于庞大，有与民争利之嫌。而这仅仅是今年民众对分配体制敏感反映的一个缩影。

　　庞大的政府与管制经济的体制复归路

　　中央财政收入的突飞猛进的同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 大幅度的增加，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同等增加。

　　据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先生的研究，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在30年间从1978年的31.0%一路下滑到1994年的12.0%，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导致掌控能力下降。以1994年财税重大改革为起点，财政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大幅攀升，从12.0%上升至2006年的19.73%，年均增长19.94%，形成了一个明显的V字型结构。

　　与此结构相伴随的是改革之初“减税让利”、“分权让利”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举措，小政府与大市场初见雏形，而1994年之后，大政府大国企的体制复归再次显现。

　　政府占用的资源过多，直接表现在政府规模的庞大与成本的上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先生曾说，“政府成本高，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更何况还难谈廉洁二字。

　　政府规模庞大必然导致管制增加，虽然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务院部门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项，占总数的50.1%，但通常的情况下，取消了旧审批增加了新审批，或者是取消了无关痛痒的审批项目，或者因新部门而设新项目，层层叠叠，造成企业经营环境、创业环境等并未有实质性改善。

　　大管制的复归，恐怕会使计划经济有死灰复燃的机会，这是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最大的风险。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断裂助燃土地财政与税外之费

　　目前遭到各界一致痛斥的土地财政也是分税制的后果之一。

　　在实施财政包干体制后的1985年至分税制前的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平均为31.8%，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比例平均却为33.9%，收支平衡比例基本平衡，但中央政府依然偏弱，并且财政包干博弈的主动权在地方政府手中，到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降到22%。

　　分税制旨在通过税收收益的重新划分彻底根治这一问题，以增加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分税制效果立竿见影，1994年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总收入达到55.7%，比1978年增加40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支出并未增加，只占财政总支出的30.3%。此后的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9.8%；同期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48%，但财政支出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70.2%。

　　此时正值中国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产业升级换代，亏损的国企与地方银行的管辖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而教育等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地方占了大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财政应运而生，并受到中央认可，缓解了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到目前为止，土地财政已经牢牢奠定了地方财政的支柱地位。土地财政深刻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权重，以及税收制度的变化，可以说，其显现出的负面效应成为中国今日最大的经济陷阱。

　　不仅如此，为了应对财政压力，承载越来越庞大的行政机器，税外之费的数量也在急速上升。从2006年地方政府实际收入结构看，全国没有纳入预算管理的27000亿元资金90%在地方，地方收入占国家实际总财政收入的63%，其财政支出达到42000亿元之巨。

　　这些费用怎么使用？据周天勇先生估算，在使用过程中浪费型的行政开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公车、公招和公出每年消费掉9000亿元左右；豪华办公楼、行政中心、培训中心的建设、维护和运行每年消耗也在1万亿元左右；一些运动式、政绩式和形式主义的工程、节日、庆贺、大会等活动，也消耗大量的财政资源。

　　土地财政与预算外收费是中国经济两大病症，如果不动大手术剪除，中国的市场经济规则与公共财政体制难以确立。

　　过于富裕的政府无法发展内需经济

　　内需经济迟迟无法启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财富过多，房地产等公共资源沦为吸食民众财富的绞肉机。

　　笼统地说，中国居民存款过多是有意混淆视听，事实上，在金融机构的储蓄中，政府和企业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比例高达70%。根据国民账户资料计算，10年来，中国的国内总储蓄占GDP的水平不断提高，提高幅度约为10%，但居民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下降幅度为4%左右；政府储蓄所占比重略有增长，但不显著；企业部门的总储蓄增长最为突出，占GDP比重增长了约8%。统计表明，政府与大型国企的储蓄才是中国储蓄的大头，真正能够拉动消费的只有政府与企业的大额订单，但他们不会这么做，而是会走高储蓄高投资之路。

　　政府正在试图依靠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体制、降低房地产增幅等手段拉动内需，这种手段见效虽慢却能治本，但问题在于，社保的投入资金远远比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让人无法相信这是内需经济建立的前兆。并且，由于税费繁重以及管制过严，对中小企业在融资等领域的歧视性政策，加之经济转型压缩顺差之需，出口退税与汇率政策改变，导致中小企业脆弱，与之伴生的是就业数据不良。

　　另一事实也在提醒我们，在居民存款中，20%的人掌握了80%的存款，导致大部分人无力消费。

　　启动消费需要大量中产阶层，而中国中产阶层正在沦为房奴、教育费用的奴隶，启动消费需要充分的就业与真实收入的增长，而通胀的压力与数年难涨的薪酬让许多人不敢也不愿消费。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财政收入大增带来的心理刺激已经超过了这一事实本身，而成为一种放大的体制现象，一种大投资大管制经济模式的投影。政府希望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大市场、拉动内需，首先要改变目前为财政收入的增长而欢欣鼓舞的心态，严格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发展速度的异常增长，形成藏富于民的理念，同时形成藏富于民的机制。希望2008年，财政收入能够与GDP、与居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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