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换个角度看“增收”

　　说来有趣，这几年，伴随着财政收入增长一再提速，用于描述“增收”的语汇也在走马灯似地变化。先是所谓“超常”增长，后来是“超速”增长。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速进一步窜升至30%以上。于是，最近又有了“超高速”增长的说法。

　　由“超常”到“超速”，再到“超高速”，折射出人们在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问题上的一种迷茫。迷茫的背后，是对“增收”原因的苦苦求解。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就当前的情势论，与其一味地追寻“增收”原因并被动地回应各种质疑，倒不如换一个角度，主动出击，聚焦更为重要、更加紧迫的问题：如此“增收”，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迄今为止，对于“增收”的经济社会效应，在主流媒体上经常见到的论述，多是从“增收”的用场上来归结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国库中的资金充裕了，政府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这在各方面的民生欠账颇多、城乡与区域间发展差距显著，亟待政府动用手中财力去“偿还”欠账、“填平”差距的背景下，无疑是件“利好”的事情。照此推论，“增收”不仅值得追求，而且多多益善。

　　但是，“增收”终究是有归宿的，它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既定的GDP盘子内，财政收入的规模大了，企业和居民的收入规模就小了；财政收入的增速快了，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速就慢了；财政收入占的份额多了，企业和居民收入占的份额就少了。从此增彼减、此快彼慢、此多彼少的关系链条上考虑问题，不仅多少令我们对资源配置格局呈现的“体制复归”势头萌生忧心之感，而且对当前诸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储蓄率偏高、国内消费率偏低等方面的矛盾有了新的体会。

　　事情还有复杂之处。每年的财政“增收”可以区分为两部分，除了已经纳入预算的、并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审批的所谓计划内增收外，还有一块数额颇大、处于预算框架之外的所谓计划外增收——“超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增收，对于政府而言，“超收”是一笔可灵活调动的机动财力，或者是突破了人民代表大会预算授权控制而形成的“意外之财”。和一些预算制度完善的国家相比，在我国现行的预算约束机制下，“超收”的动用和决策基本还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完成，并不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视野。即便在形式上实行向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通报制度，通常的情形也是先支用、后通报，或者边支用、边通报。于是，每年形成的“超收”，几乎都会不打折扣地转化为当年的“超支”——游离于预算框架之外的政府支出。在“超收”与“超支”之间，几乎是一列高度相关的“直通车”。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持续十几年之久的“超收”与“超支”之间的关系格局延续下来，在政府部门眼中，“超收”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经常性收入”项目。有“超收”正常，没“超收”反而不正常，“超收”已经趋向于常态化。不仅如此，在多做好事、多出政绩的驱使下，在有些地方，人们对于“超收”的态度也走了样：由被动接受“超收”的结果，演化为主动追求“超收”的目标，以至于超收有了“计划内超收”和“计划外超收”之别。由此演化下来，不仅每年动辄几千亿元的“超收”滚滚而来，而且，因“超收”而生、游离于预算之外的财政收支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不仅使得政府预算的监督制约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走了过场，形同虚设。而且也使得预算法治一再受到挑战，甚至处于尴尬之中。

　　再进一步，在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和预算制度不规范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循着“增收”—“增支”、“超收”—“超支”的关系链，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在过去13年间已经获得了迅速扩张。作为一种自然的结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4年的12%上升至2006年的19.73%。若再加上游离于财政预算之外的其他政府支出项目，那么，在2006年，整个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越30%。联想到1978年的这一比重数字为30.8%，可以发现，我国的社会资源配置呈现了某种“体制复归”格局。而且往前看，这种势头有着越来越猛烈的迹象。

　　“超收”从用场上看是“利好”，但将用场和归宿两方面的线索联系起来，则未必全是“利好”。继续拓宽视野，又可发现更多的相关因素及其导致的影响。其间的分析转换过程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对类似财政“增收”这样的宏观变量进行分析，一定要上升至宏观层面。只有站在关乎政府、企业和居民全局利益的高度，从关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也才有可能拥有统揽全局的洞察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