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离我们有多远

　　作者：徐瑾

　　编者按 2007年制造了太多的悬念。

　　股市的过山车颠倒众生，同时CPI之高亦让人不堪承受其重。经济高速增长的盛宴中，普通民众能够分得几许？货币现象与政策悖论困境何在？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孰善孰恶？本报记者在北京专访了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探讨经济转型之道。

　　结构性扭曲愈演愈烈

　　这种从计划经济延续而来的增长方式的一个弊端就是偏向生产而轻视消费。

　　《中国经营报》：又到年关，我注意到你在最近指出，2007年将是中国最近十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也是宏观调控这一根弦绷得最紧的一年，该如何理解这一总结？

　　沈明高：我认为在经济转型中已经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讲经济结构调整、刺激内需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过去只是一些单个事件，也一直不是大问题。比如，去年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曾列出了十一大产能过剩的行业，但是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却都是今年涨得最好的——有色金属、钢铁等。再比如，2004年经济出现过热，投资增长较快，但是当时通过一些政策措施的调整也就解决了，经济照样保持了快速增长。

　　以往结构失衡带来的问题往往并不严重，甚至看不到问题，所以强调结构调整给人“狼来了”的感觉，但是今年以来事情已经在起变化，“狼”可能真的已经来了。存在多年的老问题，如流动性过剩和信贷或投资增长过快，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恶化的趋势，此外，又添了两个新问题，即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和通货膨胀高位运行。这可能意味着，由于结构扭曲带来的一些货币现象有显性化的可能，以后可能会愈演愈烈。

　　《中国经营报》：你指出明年可能是结构性调整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口号变为切实行动的一年，那么是否意味着你上述提到这些累积的独立事件到了一定程度，有爆发的可能性？

　　沈明高：明年经济可能面临三大不稳定因素：美国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放缓甚至衰退，资产市场出现大规模调整，以及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除了美国经济是外生性因素，其他两个都是内生的，源自经济结构失衡和转型的缓慢。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把通胀的压力、资产价格的上涨、信贷或投资的快速增长当做一个个单独的事件来看，因为解决了一个问题往往以另一问题的恶化为代价。

　　如防止资金向资产市场转移过快，需要提高利率，改变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为负的局面，但如果银行存款利率提升过快，资金回流到银行，就有可能引发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还会引起热钱加速流入的担心。调整结构最根本的是刺激消费，但消费需求的增长又会带来通胀的压力。再比如，控制信贷、提高能源价格或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发展可以抑制投资，但在抑制一些投入品价格上升的同时却可能导致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如此等等，调整结构与结构扭曲带来的一些货币现象之间出现了冲突，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压下葫芦漂起瓢”。也就是说，政府政策的选择范围和空间受到挤压，难以出台有效的政策措施，结果可能是行政干预大行其道。

　　《中国经营报》：这种结构性扭曲的问题，你觉得是不是增长方式的问题造成的呢？这么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表面看起来一帆风顺，下面却藏有着隐患，你觉得我们经济增长方式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沈明高：应该是的。简单来说，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确实就是消费相对不足的问题；再深层次分析，国内老百姓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从计划经济延续而来的增长方式的一个弊端就是偏向生产而轻视消费，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从整个经济制度的根本设计来说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生产，却不利于消费者。

　　今年比较特殊，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火暴带来了一定的财富增长，但是因为这些投资的风险太高，这些收入的增长与一般工资收入增长是两码事。在股市中挣的10万元与工资收入的10万元，看上去都是10万元，但是含金量是不同的，股市投资背后的风险远远大于工资所得。国外的研究表明，如果消费者觉得财富收入越稳定，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对消费增长的支持作用就越大。即使同为资产价格上涨，在加拿大，1%的金融财富的增加对消费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房价上涨1%却可以带动消费增长12%。

　　《中国经营报》：现在是年关，监管层再次收缩信贷，这种类似行政性的信贷控制措施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么？目前经济的结构扭曲又该如何矫正？

　　沈明高：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倡“货币政策从紧，财政政策稳健”。可以预见，财政政策必然在结构调整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短期之内很难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否则将引发通货膨胀。首先可以减少原来支持工业生产的开支，加大公共政策开支，比如既然可以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来为中投公司融资，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为社保医保融资。

　　在不考虑扩张性财政政策前提下，可以考虑对财政支出结构加以调整，比如取消对企业补贴，而增加对消费相关或公共品相关的投资，达到鼓励消费的目的。

　　目前面临的流动性过剩、信贷高涨与资产价格高涨、通货膨胀等货币现象，行政手段能够起到一定的干预效果，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如果信贷控制过紧，受影响最大的是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在目前情况下，风险最小的方法应该是尽快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汇率政策若是不主动，货币政策便很难主动并奏效。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今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幅度达到10%，那么目前情况就不会那么严重。

　　民众应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一个国家财富在国家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储蓄率水平。

　　《中国经营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匹肥马，但是现在仍旧是一匹瘦马两匹肥马，投资与出口已经成为肥马，消费还是一匹瘦马。刺激消费如此之难，难在何处？

　　沈明高：这个问题存在已久，但原来还不是很严重。我个人认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资产的货币化是导致消费这匹马越来越瘦的根本原因。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资产货币化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距今还不到10年时间。 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将政府原来大包大揽的福利体系改为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调节，目的是提高效率，如住房市场化、教育收费等。市场化最重要的一环是市场定价，但结果是主要服务的价格在政府定价的基础上全面上升。市场化又推动了主要资产的货币化，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

　　然而，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过程并不是对称推进的，政府推进公共品的市场化之后，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同时，政府积累的大量资产却没有经过重新再分配，或再分配的程度有限。因此，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结果是：一方面，个人需要承担原来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另一方面，大量资产仍然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是资产货币化的最大受益者。这两者之间的不对称使得家庭或个人的购买力相对下降。

　　《中国经营报》：关于货币化导致所有权偏向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制这点，是否就意味着普通民众其实没有从货币化过程中获得好处？

　　沈明高：是的，在货币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收入增加不够快，赶不上价格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你的购买力相对下降了。目前，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化的进程在加快。

　　以2000年前后住房市场化为基本的切割点，住房市场化、医疗也部分市场化、教育开始收费等等，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保障，这些服务本来属于公共品。随着货币化的进程，不仅是资产还包括服务、公共品的货币化、资源的货币化都交织在一起。公共品的货币化对消费者是不利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市场化，市场化的目的是使得公共品的供给增加，但是市场化过程没有完成之前，公共品的供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足，导致价格增加。一方面公共品是原来从国有、国家垄断向市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从自然资源、财富的角度，它的所有权没有变化。

　　所以，在货币化的过程中如果所有权与公共品同时释放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回到计划经济的逻辑上来，计划经济是政府掌握资源，政府提供保障；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把它的义务市场化了，但是权力仍然在它手里。这个问题反映到经济上来就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对未来不能确定，只有依靠更多的储蓄来平衡未来的消费，而储蓄更多支持了投资增长和出口扩张，这是我国结构失衡的最基本特点。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中国于2001年末加入世贸组织是重大的利好，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可能还是处于通缩的状态，产能过剩的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依靠国内消费来消化。加入世贸组织刚好使得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走上了极致，甚至已经有点冲过头(overshot)，现在可能到了一个转型的时刻。

　　《中国经营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你认为老百姓没能充分享受成果的深层次原因何在？你又有什么改进的建议？

　　沈明高：在过去五年，以名义GDP衡量的经济保持了14%左右的增长，人均工资水平增长大概也是14%，但是中国老百姓平均年收入水平增长却低于14%，这主要是因为所谓财产性收入或者投资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那么，在中国投资的回报或财产的回报究竟应该是多少才合理呢？除去今年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应该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一致。如果低于这一水平，那么家庭资产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讲就会缩水。但目前中国的投资者很尴尬，在经济快速扩张下缺少能够参与其中的手段和途径，鲜有回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投资产品。一方面货币化，一方面投资收益低，国内的民众只能选择储蓄，减少消费，这也是刺激消费比较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很多人提倡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刺激消费，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下，财富再分配比收入再分配更为重要、务实。当然财富再分配不是一项容易做的工作。目前，财富再分配有三个办法：一是国有企业上市；二是发行公司债或地方政府债；三是资产证券化。从广度与深度完善金融市场，可以部分起到财富再分配的作用。

　　当然，有人更愿意用文化、传统或习惯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但在经济学看来，这些都是内生性的，用这些原因来解释高储蓄率有用现象解释现象之嫌。我的一个假说是，一个国家财富在国家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储蓄率水平。例如，在美国，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掌握在个人手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而同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法国，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的方式掌握较多的财富，相应地，法国居民的储蓄率也较高。

　　《中国经营报》： 你谈到财富再分配的一些手段在长期来说意义重大，但是我感觉在目前的博弈格局下民众还是处于相对弱势。比如中石油，被套牢的也是散户居多。一些初衷良好的政策在实施中很容易变调，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沈明高：这里是有一个股票定价的问题。如果定价过高，不但没有让老百姓分享好处，反而成了上市公司圈钱的手段，不但对消费没有帮助反而有害。当然，随着市场的开放，定价也必须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中石油内地IPO之后大幅度连续下跌可能是一个特例，长期来说持有中石油应该是可以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以国有企业发行股票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风险是很高的，而通过发展公司债市场的方式风险就小了很多。

　　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或可交互使用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将长期存在，一个大国不能总依赖外需，必须发展内需，使之更加独立地发展。

　　《中国经营报》：目前资源、能源、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有人指出中国资产都将面临重估，甚至包括人力。那么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是否还能持续？

　　沈明高：目前熟练工人与管理层的工资水平提升很快，而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升幅较慢。从长期趋势来说，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肯定是向上提高的，至于涨得快还是涨得慢，可以以韩国来做一些比较。现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平均大约是美国的5%，与韩国1975年时的相对工资水平差不多；现在中国的人均GDP约在2000美元左右，而韩国1975年时大约为1800美元。现在韩国的人工成本提高到了美国的50%，这大约用了30年的时间。韩国这样的一个小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耗尽其劳动力资源，结果是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裕，工资上涨的速度相对于韩国要慢得多。如果韩国30年就能够将其人工成本从相当于美国的5%提高到50%，中国则至少需要6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都将会保持劳动力的相对比较优势，这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基础。

　　新劳动法有助于对职工福利的保障，当然也会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我觉得，与其通过法律的方式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还不如将农民工发展为新市民，给他们以相应的福利待遇。另外，也可以对非熟练工人进行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水平。

　　中国与印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印度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甚至比中国还低。但中国目前仍旧有两个优势：首先，制造业中心的规模效益将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越来越长，规模效益也越来越大。我碰到一些丹麦客户，他们已经开始将他们的研发部门中的一部分转移到中国，他们认为贴近生产是最有效的研发，因此，产品、市场、信息等具有规模效应将使得中国的总成本维持在很有竞争力的水平，这可以抵消劳动力升值带来的压力。

　　第二，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效应还没有发挥出来，这是未来制造业的主要发动机。极端来讲，中国完全可以依赖自身的消费市场支持制造业的发展，而不用现在这样需要依赖出口。我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将长期存在，一个大国不能总依赖外需，必须发展内需，使之更加独立地发展。

　　《中国经营报》：但后发国家普遍存在投资拉动，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你能谈谈其背后的逻辑吗？

　　沈明高：我觉得这是源于后发国家都迫切希望发展而形成的赶超心理。投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最容易控制的工具，而要增加投资就必须扭曲国内的价格，如低利率、低工资等，使尽可能多的资源以较低的成本为工业生产所用，这样就可能抑制消费，而国内消费不足，必然由出口来消化投资所产生的产能。也许在某个阶段，这样的赶超战略能够加快经济的发展，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储蓄来支持投资。赶超战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面临转型的压力，如果转型成功，那么经济的快速增长就是可持续的。毕竟在沙滩上盖楼，根基不稳，消费这一匹瘦马很难支撑起一个高楼大厦。

　　亚洲金融危机其实就是亚洲国家一个被迫转型的过程。从目前来看，也许韩国转型比较成功，它已经逐渐放弃了没有优势的产业。东方和西方的发展模式从本质上是有差别的，西方经济是市场主导，而东方经济发展中总有政府的影子，亚洲国家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旧存在。从全球化的发展角度来说，顺应潮流转型将是趋势。

　　有理论认为，大国的转型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大国有能力把赶超战略和结构扭曲发挥到极致，而小国由于受资源所限，结构扭曲程度不深，转型也比较容易。比如前苏联的转型就比较困难，只有采取休克疗法这一途径。

　　《中国经营报》：谈到前苏联的转型，你如何比较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休克疗法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呢？

　　沈明高：休克疗法与渐进式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前者需要先摧毁一个旧制度，然后再建立一个新制度。这样的转型的不确定性很大。目前俄罗斯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石油为主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改革本身所作的贡献相对较小。与前苏联相比，中国的赶超战略没有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权安排，因此转型相对比较容易。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在于，其往往是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于改革者而言风险比较小，往往只有问题比较严重，超越部门利益成为经济全局的问题时，就比较容易形成共识，改革的阻力也就比较小。比如，银行业改革在不良资产率大约为40%的时候大刀阔斧地进行。如果风险都由改革者承担的话，那么改革不容易推动，即使强行推动，失败的可能性也较大。俄罗斯的模式如果能够进一步取得成功，比如当俄罗斯发展成为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模式还是会被再次提出重新审视：渐进式改革是否可以加快，渐进性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是否可以交互进行。

　　从我国的经验来看，渐进式改革可以发挥不同时期的比较优势。比如以前特区大多设在华南一带，那是因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波是由海外华人投资推动的，而华南地区集中了全国90%以上的侨民。随后发展到长三角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基础较好，能够发挥制造业的规模优势。现在的发展重点可能在环渤海地区，这一地区离资源较为丰富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较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转型的话，中国经济可以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有可能将经历转型的阵痛。至于法制、产权等问题，其并非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却是改革成功之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素描 以经济眼光分析政治问题

　　作为一位预测中国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沈明高的工作繁忙程度超乎寻常，同时也充满想象力。

　　汇率变化、准备金提高、加息、利息税调整、CPI公布，他的电话为此忙碌不停。对此，沈明高无奈地笑了笑，“没有办法，花旗在国内只有我一个人，对很多经济事务必须马上做出反应。”叮叮咚咚，电话那端，连线不同媒体以及各色人等；而电话这厢，沈明高始终温文应对，敦厚干练之外，犹带学者气质。

　　“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你一定要跑过CPI。”市场在躁动，而圈内人也不太平。作为预测市场的人，经济学家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也很可能因为失误而失去人气。有人甚至说，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圈子内，错也坚持错到你对的那一天。在学界浸淫多年的沈明高进入业界之后，也骤然增加不少外在压力，但是他始终认为研究应该保持前后逻辑的一致性，“我一直研究比较中国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结构性扭曲以及调整路径，这个思路不会轻易改变。”

　　经济学研究资源的配置，那么世上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在沈明高看来，正是时间。他常常感叹说市场之残酷在于变化太快，无暇学习。沈明高曾言以往思考几个月的问题在花旗可能只有一个小时。沈明高以往的学院生活相当从容，可以闲庭信步，花上几个月思考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当时的他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很快影响政策走势；而如今身在业界，沈明高更为务实、更多着眼于解释政策，也不期望能够马上影响政策，“短期的新闻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快速反应，但出发点不是从学术角度来谈对与错，而是更多用预测与分析，为投资者服务。”

　　中国目前最炙手可热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往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于国内完成本科教育后

留学海外，因此而身兼中西文化之长，成为学界与业界的中坚力量。沈明高也体现了这个中坚群体的风格：理解国情、信仰市场、思维理性，同时亦不乏现实精神。

　　市场很残酷，市场也很有趣。在美国留学期间，教授曾经送给沈明高一句话：“You never say no until you have to”，据说这句话让沈明高受益良多，坚定了他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道路的信念。他有着对中国经济的忧思，亦对中国经济报以热切的希望。面对不少外来的橄榄枝，沈明高笑言“研究中国经济，我更喜欢呆在国内。”但面对国内不同投资人的时候，沈明高最大困惑却在于国内民众习惯用政治眼光解读经济问题，而沈明高本人却始终坚信经济学的力量，他不认为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当前中国问题存在乏力感：“我做经济学，自然会以经济眼光分析问题，包括一些政治问题。”

　　沈明高简历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学硕士，2001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金融中介和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还曾分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政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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