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企业的责任

　　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的实施，大型国企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全球企业公民标准？应该肩负起怎样的全球化责任？大企业领导人应以怎样的全球化思维和视野，把海外并购与企业自身的有机成长及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结合起来？

　　嘉宾：

　　傅成玉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徐乐江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亚庆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周纪昌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凯生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张维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王 波 埃森哲大中华区副总裁兼

　　管理咨询总经理论坛：第七届中国管理100年会主办：《英才》、《经济观察报》等主持：阮次山 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

　　辑兼首席评论员

　　主持人：今天把几位老总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展现出的新气象是我们在过去观察全球经济时很少有的。过去，各国一谈到国营企业都摇头，因为国营企业大多是亏本的，甚至成了各国经济的“毒瘤”。惟独在中国，国营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不同凡响。

　　我们辛辛苦苦了30年，用我们的资源、劳动力换来了绿色的美金。但这些绿色的纸张只是虚的东西。日本在80年代美金也很多，美国要求日币升值一半，美金相对贬值，结果日本的经济从1980年开始衰退，直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做？那就是用美金换取一些更实在的东西，买油田、矿藏。但是我们又要面对另外的问题。上个月我去苏丹，中国现在在那里开采石油，被西方媒体误解为我们要争取能源。可是大家心里明白，事实上中国身为全球工厂，所制造的东西有一半是外销给全世界分享的，污染都在中国，责任留在中国，还背了一身骂名。在这种情况下，今后每一个企业界的朋友，在展现中国人也能够在管理思维、管理手段上与全球领先企业并驾齐驱之外，可能要更多地考虑到自己的责任。

　　今天我们主要围绕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全球化战略、全球化责任问题，与几位企业界与学界的朋友做一些探讨。

　　苦辣酸甜

　　主持人：(对王波)人家说国营企业是国家、社会的“毒瘤”，从你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国营企业为什么能够独傲全球？

　　王波：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在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成长和进步。我记得最早是在1999年，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做改制、转型方面的咨询，大家所关心的很多问题，在当时都是很艰难的。比如说大型企业集团的治理，怎么从计划经济理念转到市场化、商业化的理念，怎么以公司价值和股东价值来衡量企业等等，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全新的，不是那么容易实行的。但是十年过去了，我们过去想象中很难做到的，现在都做到了。

　　主持人：(对徐乐江)那我们就先从宝钢开始谈谈。宝钢不仅自身绩效良好，对中国钢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必赘言。以你来看，国营企业能达到现在的成绩，都经历了哪些酸甜苦辣？

　　徐乐江：你的问题范围很广。建国后中国奉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到市场经济，这是个大的变革。如果仍然搞计划经济，就像你说的“毒瘤”，国有企业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水平。宝钢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搞市场经济。所以，在管理国有企业过程当中，我体会最深的是转型。虽然国有企业的出资者是国家，但是只要在市场经济里，就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竞争、拼搏、运作。所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宝钢，这里的酸甜苦辣是最大的。

　　主持人：(对肖亚庆)中铝的肖先生，你有什么酸辣苦辣？

　　肖亚庆：一直以来，人们对国有企业的议论比较多，到底国有企业能不能搞？我们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国企和其他企业一样，肯定能搞好，关键看你怎么搞。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运作的内在规律都是一样的，只要遵循这种规律，坚韧不拔地去做，就一定能够做好。我们成立才6年多，资产增加了6倍，利润增加了7倍，销售收入增加了十几倍，这当中肯定有酸甜苦辣。国有企业在大家不看好的情况下，奋起直追，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

　　主持人：中铝才成立6年，不像宝钢历史悠久。那么中铝成立以后，与国内的民营企业和同行们竞争的状况如何？

　　肖亚庆：我们和宝钢一样，属于完全竞争性的行业。虽然我们叫中国铝业公司，实际上在铝的行业里，我们占的金属市场份额只有30%左右，占总的加工材料市场不到10%。这种竞争完全是市场的竞争，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竞争当中取得一些成绩，一个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另外是学习同行，特别注意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一些好机制和运作模式。

　　主持人：谢谢。(对周纪昌)周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周纪昌：2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个非常痛苦的历程，国家也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才有今天世界各国对中国国企的刮目相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90年代初企业认为银行最有钱，当时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银行，作为我们思想理论基础的是“借钱不还”。而去年12月15日我们在香港挂牌上市，之前我到新加坡去路演，投资机构问我，你们是国有企业吗？我说我们是100%的国有企业，他说，路演只带三四个人？事实上，现在国有企业的素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自己的企业非常了解，一本财务账，企业的发展思路也很清楚。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企业还会在中国和整个国际市场当中发挥越来越好的作用。

　　主持人：我们再请中海油的董事长谈一下。据我了解，中海油以前在海外开发能源，很辛苦，而且肩负重任。中海油以前也是小的企业，到现在如此的壮大，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体验如何？

　　傅成玉：国有企业和我们国家是一样的，我们过去说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还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之前的29年我们没走出来，后29年我们走出来了。现在十七大总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说起来很简单，本质上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实我个人感觉，倒没觉得什么酸甜苦辣，而是一直在享受。转型非常难，从过去的全是大锅饭的情况转到今天的市场经济，从企业的价值、治理结构到对员工、对股东、对社会责任的认同，这需要彻底的转变。转变当中有痛苦，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是一种挑战的话，它就变成了一种享受，最大的享受就是你肩负着责任。这种责任感不仅在于企业领导人，而更在于员工。

　　下转42版

　　上接41版

　　我总说，国有企业是最有希望办成最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我看到的并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将来为什么？就是人。国有企业的人，从历史传统上有两个方面是别人比不了的：第一，国有企业的员工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永远连在一起的，这就是责任；第二，在这种责任下，他会不计较待遇，不计较利益，能够拼命地工作。就像我们的员工走在哪儿都说“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但是没人要加班费。他认为他不仅是在给企业工作，还是在给国家工作，这种内在的东西是别的企业所没有的，这就是责任感。当民族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中国人是最团结的。当企业的奋斗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是最容易去付出的。所以我们的待遇不一定是一流的，但做出来的业绩是一流的。

　　主持人：(对杨凯生)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银行，所以请杨行长谈谈，从银行为国企提供金融服务的角度，您是如何体验国有企业的成长过程的？

　　杨凯生：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人们容易想到的是生产型的企业，实际上银行也是一个企业，它是金融企业，而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特大型的银行，则是国有的金融企业。所以从大的概念来理解，我和在座的几位老总一样，我们是同一类型的企业。我的想法是，虽然不能说中国的国企改革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但是到今天，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想想，就在若干年前，人们在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片唱衰的声音。对于国有银行有很多种说法，如中国的国有银行从技术上已经破产了，他们已经是资不抵债，中国的国有银行是办不好的等等。几年前我们到别的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他们的监管机构还说你们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太高，会带来金融风险，所以无法考虑你们在我们这里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然而，现在的工商银行已经成了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市值已经超出世界领先的花旗银行将近一倍。当然不是说我们的管理水平已经到了世界一流了，我们的盈利能力已经是全球第一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中国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自己的路子，这是全世界的人不得不承认的。

　　靠垄断赚钱？

　　主持人：(对张维迎)我们请张教授为我们展开下一个话题。我们的银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正逐渐地走向世界，从学术的角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前景应该奠定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张维迎：(对杨凯生)我先问一下杨总，你们现在进行的并购主要是现金收购还是股权置换？

　　杨凯生：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几个收购行为还是用现金收购。

　　张维迎：我建议最好用股权置换。因为现在工商银行的市值这么高，哪怕掉一半也划得来。现金收购就不行。

　　今天台上这几位在中国都是举足轻重的，他们说的话，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非常关键。但是我的观点是，第一，谈国有企业，不能笼统地谈，还有很多国有企业，日子很不一样。我曾经粗略地算了一下，当然只是前两年的数字了，全国共有十多万家国有企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润都是由10家创造的，其中中石油就创造了近三分之一左右。所以说整个国有企业领域，大多数企业的日子仍然面临困难，并不像在座的这几位这么好过。为什么？如果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在座的各位，日子比较好过，盈利比较高，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企业已经改革了，不是国有企业了。我的意思是说民营企业的发展，包括大量地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使得整个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在提升，在发展，这样为上游企业创造的需求非常大。在座的几位管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上游的，不是在制造业激烈竞争的领域，比如钢材、铝材等原材料，都可以说是“水龙头”。另一方面，在座这几位所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十年前的体制相差非常巨大，都已经上市，治理机构、激励机制也有很多的改善。当然还不能与国外的许多私有企业相比，但是据我所知，中层、高层的激励机制，包括人才的稳定性，这些方面都有了非常多的改善。我想，研究国有企业为什么赚钱，可以简单比之以为什么收费站能赚钱。第一是车的流量。没有车，收费站自然不能赚钱；第二，收费站管理得好，如果车过来了，你不收费，也赚不了钱，所以还得起的勤快一点，晚上还得加班，甚至24小时值班才行。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关于主持人的问题，我想，现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走的路子是不太相同的。在座几位资金实力雄厚，利润多，在国际上更多的是获取资源的国际化。如中海油在国际上大量收购油田，或者徐总的矿山这一类，周总要承包大的工程等等，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是占优势的。银行间的收购也基本上是同样道理。而大量的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可能完全不一样。处于相对下游激烈竞争行业、以消费品为主的企业，如果没有比较好的竞争力，要走向国际是非常难的。联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国内多年打下了基础，再把IBM的品牌ThinkPad嫁接过来。200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也许未来联想可能收购IBM”，说这句的时候毫无依据，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预测，这个预测就是中国的企业要好好积累，先靠成本优势做强，然后逐步地走向品牌的优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提出一个战略，叫“INTELIn-side”，英特尔的芯片谁也看不见，但因为它强大，要求每一个计算机都必须贴这个标签，这样它本身就成为一个品牌了。未来有一部分的中国企业也可以从OEM开始，比如格兰仕微波炉，如果世界的大部分微波炉都是你生产的，你就有发言权了，最后就变成一个世界品牌。所以，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打造自己本身的竞争力。

　　杨凯生：我回应一下张教授的观点，实际上他有一个重要的看法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国有企业靠垄断赚钱。

　　张维迎：(笑)不好意思。

　　杨凯生：我先替钢铁业说一说，钢铁业现在全国有多少家，我想徐总比我清楚，绝对不是宝钢一个，当然宝钢最大，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徐乐江：1998年宝钢和上钢联合的时候产量占全国14.7%，到今天不到5%，全国的钢铁行业，钢铁协会统计的数据，加入钢铁协会的880家，如果算不加入钢铁协会的小钢铁厂，一个江苏省就有2000家。

　　杨凯生：那么银行呢？我经常看到媒体有一些文章，坦率地说，写得不是很内行，说“金融业是高度垄断的”，我说错了，不仅国外的银行已经纷纷抢摊中国市场，国内银行的数量现在也不是十家，而是几百家、上千家，根本不是垄断的概念。工商银行过去在中国的贷款份额占近1/4，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国的贷款总额中，工商银行只占到10%，所以所谓垄断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我认为现在除了专卖、专营的行业以外，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似乎已经不存在垄断了。当然还有很多的国有企业还存在深化改革的任务，但有些国有企业确实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需要很好的总结和研究。

　　傅成玉：我再加一句，其实现在看竞争还是垄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已经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了，现在是和世界企业竞争。另外，我们说这话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民企没有竞争力。民营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国企这些年的改变，很重要的原因是民营企业把我们催起来了，是追兵追起来的。2001年我到浙江的一家民营企业考察，一个月下来写了一份报告：如果再不改变，我们很快就会被淘汰。就是因为这些动力——外部有外国公司，身边有民营企业，这个大环境促成我们今天走到这里。所以说将来，一定是国有大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作战，才能在世界上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力。

　　主持人：谢谢。(对肖亚庆)肖总，问你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和你们的竞争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说你们垄断，我相信你一定不服气。

　　肖亚庆：回答是肯定的。第一，钢铁、冶金行业现在已不可能垄断。市场份额上，我们的氧化铝占中国市场的40%，电解铝占不到30%，加工品产业占8%，加起来平均大约是20%的份额，按世界通常的标准来讲也不算大。放在世界的大市场来看，比例就更小得可怜了。不能把“垄断”强加过来，妨碍我们做大、做强。现在企业规模还太小，特别是和世界大的企业相比。讲国有企业垄断，国内人讲可以理解，可以督促我们改变机制和运行模式；但是国外的大公司讲，我们则要特别警惕。前年米塔尔和阿赛洛合并，世界第一大钢铁公司吃掉了第二大钢铁公司。最近正在发生的世界第一大矿业公司吃世界第三大矿业公司，吃完以后是什么概念？市值将是现在中国铝业公司的10倍——本来已经是我们5倍了，还在不断地扩大。所以，对国际上的垄断一定要和他们竞争，要更多地占有国际上的市场。民营企业的竞争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现实的，是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多民营企业讲国有企业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肯定干得比你好。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竞争的优势。但是我们也很有信心，毕竟经过多年的投入，在知识产权、技术开发、综合技术的应用以及对人才的管理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正是由于国营企业、民营企业不断地竞争，互相促进，才促使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主持人：(对周纪昌)周总，你们在国际上建设的项目，面临的竞争可能比较多吧。

　　周纪昌：我们进入国际市场比较早，1979年，中央批准了四家建设类的企业走出国门。但是回过头来看，过去的10到20年，我们的国际化基本上是低层次的国际化，盈利能力、竞争能力都还比较差。走出去以后，把一些国家的价打下来了，但是企业真正从对外合作当中获取的利润和得到的发展，都非常有限。这几年国家提出“走出去”，是希望更高层次的。当然，过去层次低和企业自身有关系。这几年中国企业借助于国内这么好的经济环境，应该说至少已经能够在国际上立足，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够跟别人叫板。现在的中国企业，无论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从根本上来说，参与国际平等互利竞争的能力是增强了。

　　走出去之后

　　主持人：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们讲责任全球化，从企业的观点来讲，走出去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傅成玉：现在国内经济好，所以大家精神都非常振奋，说走出去时，大家都觉得今天可以全面出击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走出去和坚持国内，首先是你能干啥就干啥。走出去不是我们惟一的目标，中国将来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把中国这个市场占领了，这个企业就是世界级的企业，将来就有前途。这是根据地，咱们游击战还没结束，阵地战和正规战阶段刚刚响起。当然有一些企业已经走在前面了，像联想。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不管是哪一种行业、不管自己的特点是什么都喊走出去的时候。但资源型的企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必须全球化。所有的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资源都是全球化的，没有仅靠自己的资源的，中国今天也必须要用全球的资源。对于我们这些企业，有一个怎样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和能源保障的问题。第二是能力，尽管我们叫中央企业，但是我们不是中央政府，中央并不给我们钱，到银行那儿叫借钱。责任是一个意念，但是你要先建立能力，有了竞争力才能实现责任。我们2005年收购尤尼科的时候185亿美金，政府一分钱不给。最后，也不是有了钱就有能力了，资源在外面，企业在外面，你能不能管理？如果不能管理，拿到手了也会贬值。所以我们搞企业的研究收购，不是把东西拿回来，而是怎么把5块钱拿回后变成6块钱，如果不能让它增值，就别走出海外。

　　另外，今天企业的责任已经不仅仅是把企业做好，我们还要看到全球的责任。现代的跨国公司也不仅仅是经营主体，更要是责任主体，但对这个责任，西方企业的理解和我们国有企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这种社会责任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在把自己企业发展好的同时，我们会把最大的社会责任放在应对气候的变化、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排放上，放在安全上，放在企业内部的员工和社会关联方上。有了这种责任感，把自己做好了，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容易被认同，其实也不是为了让人家认同，最终是回归到人类自己。所以我觉得说国有企业不在于它能不能搞好，也不在于它是不是公有，关键是在于怎么去搞，谁去搞。按照改革开放这条路去搞，我们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强。现在大家谈的已经不是把企业救活，而是如何打造国际竞争力。这种竞争能力不只是盈利。我觉得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的竞争力才是可持续的竞争力。

　　主持人：(对徐乐江)徐总，谈一谈你们这方面的经验。

　　徐乐江：宝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不开国门就没有今天的宝钢。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但是世界上仍然有不发达的地区，中国现在也不应该算发达地区，只是上了一个大台阶。我们最早走出去是产品出去，产品出去不是为了占领市场，是我们生产的钢材在当时，国内需求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到发达国家是去检验我们的产品质量。到了今天，宝钢的汽车板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50%，可以说街上所跑的轿车，两辆中就有一辆的面板是宝钢的。今天的走出去，到发达国家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不太多，但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南美、东南亚、中东、非洲的一些国家，我认为机会很多。产业链是要转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支持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收益，实现了双赢。这是我理解的走出去概念。

　　主持人：我们知道宝钢的矿砂进口比较多，你们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购买矿山，也算走出去的一个计划吧。

　　徐乐江：这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一定要做的。矿产在地球上的分布很不均匀，矿砂全部在南半球，北半球除了俄罗斯和加拿大之外，矿石储量极不丰富。这种情况下，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我们开始了比较早的合资办矿。钢铁业发展到今天，对资源需求的迫切性就更大了。1978年钢产量不到30万吨，今天达到4.95亿吨，而这4.95亿吨钢的原料，50%的矿石是进口的。今后要可持续的发展，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从原材料的角度，特别是钢铁业原料的角度看，中国的钢铁业已经在大量地走出去。对于全球来说，这不是坏事，是分工的结果。这一轮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对澳大利亚的矿山业的促进是很大的，进而推动了它的经济发展。

　　杨凯生：我们现在要警惕的是另外一种倾向。现在谈到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对外扩张的势头很强劲，完全是看重了一些地方的资源，甚至还有人危言耸听地提出来要警惕新殖民主义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和前几年唱衰国有企业的声音一样，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包括生产型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是本着一种互利双赢的心态去的。今天我们刚刚迈步出去，就开始有这种声音，值得注意。当然，从我们自身来讲，最好不要让别人产生错觉，觉得我们咄咄逼人。我们要更多地宣传给投资所在国带来的好处。就拿银行业来说，工商银行现在8万多亿元总资产，在海外的资产才占3%。而实际上国内对国际商业银行开放的门是很大的，美国银行在我们这里设立了很多营业机构和代表处。中国企业确实要本着绿色竞争力和责任全球化的宗旨，进一步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国有企业，认识中国的国有银行。

　　实际上，前一阶段工商银行有一些收购兼并的行动，比如说我们收购了印尼的Halim银行，前不久又收购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诚信银行，前一阶段也批露过准备参股南非的标准银行，这个收购行为是比较大的，涉及大概50亿美金。我们刚刚迈出全球化的步伐，说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很激进的国际化扩张战略等等，完全谈不上。我们出去愿意和当地的同业一起发展，当然之间会有一些竞争的关系，但是我想更多的还是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主持人：好。(对王波)我们总结一下几位老总的观点。

　　王波：国有企业，先不说当前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确实有它的优势。做管理咨询，我们常常讲把国外先进的、最佳的实践引到中国来。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行业也有必要从中国的国有企业身上学一些新的东西，增加实力，这是第一。第二，我很高兴的是，虽然现在大家在行业中都占领头的位置，但是大家都能够立足现实，比如说谈是否垄断，我们更多地是放在国际的大框架下谈，实际上即便有垄断，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也没有一家能够很快的凭借一己之力，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市场实现垄断，所以必须要长远地看。另外，傅总提出来现在很多资源性的企业规模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多企业一味地要做大，做大本身没问题，但是一味做大不是目标。在走出去的时候要并购，首先要想并购能不能给公司、股东带来价值，这不是原来传统的想法。这是一个新型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想法。

　　另外今天谈绿色竞争力，绿色竞争力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谈到。我们谈绿色的时候，通常是指怎么有效地利用资源、节约能源，怎么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实际上绿色竞争力对于微观企业来说，实际上是怎么使企业实现持续、盈利的增长，而不是一味地做大，或者是单纯地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如果企业自身不能持续地实现盈利性的增长，我觉得，就腾不出手来、也没有资源为所谓的宏观的绿色做贡献。当然，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从理论上讲没有矛盾，但是如果不把这个概念弄清楚，我们就会有问题。首先把企业做好，再谈社会责任。

　　现场提问

　　听众：现在

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对于中海油来说，生产成本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是低的，利用的空间很大。在我们国家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和稳定油价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问题上，中海油能做的贡献是什么？

　　傅成玉：第一，油价的问题是世界上谁也左右不了的。第二，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所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又决定于世界的统一成本，包括油价。所以现在看，我们国家在高油价的情况下能够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说明我们消化油价带来的额外成本的能力非常强。这说明是什么？是效率，包括技术。

　　我们能做什么贡献？首先，我们现在在国内、国外都在加大勘探力度，加大投入力度，现在每年加大的力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石油企业盈利很高，但是盈利和投资比，投资大概要超过盈利水平的2/3，今年到10月份盈利有400多亿，但是投资要翻番。其次，我们给国家缴的税比大家知道的要多得多。

　　对于中海油，我们有三个方面成本。第一是直接成本，由于油价高，各种服务，钢材、原材料都是飞速地上涨，全球行业成本四年差不多涨了60%左右，我们当然也不例外。第二是国家的税收，现在除了交正常的税收，我们还要缴额外的一部分。对外合作项目不管盈利不盈利，先拿出一部分给政府，再交企业所得税、收益金。现在的资源税又要涨了。去年交了320亿的税和费。按今年的政策，我们需要额外再追加大概70亿左右。所以现在企业一方面要保障能源供给，实际上投入能力又在减弱。但是能源业有一个特点，今年少投一个亿，五年以后一定要少产几百万吨油，但是现在投资能力在减弱，我们能做多大的贡献？只能是所有的员工通过提高效率，把所有的成本消耗掉。我们说国际竞争力实际上也在于消耗的成本。另外，国家节能减排，除了要增加技术含量，更多的要增加投入。我们现在的环境标准要比国家标准高得多，比如说渤海湾现在水里带着油，要把油去掉，含量是达到50PPM，即百万分之五十，实际上我们生产也就在10到20之间。但是你想要排几十年，总量会变大，所以企业提出来将来这几十也不要排，都要注到地下，这要花更多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值不值得呢？现在的渤海湾陆源污染特别严重，不治理，大概二十年以后要变成内陆湖。我们是责任者之一，如果真变成内陆湖，对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现在对企业投入算更大账是值得的，但肯定收入少了，这也是责任。所以尽量通过提高自己的效率，加大科研的开发力度，把这些负面的东西降下去，还能保持公司的竞争力，这才是我们的本事。

　　现场提问：印度的米塔尔现在进军中国，宝钢这样的国有企业，对外来的竞争有什么应对的措施？或者怎么样保护国内自己的市场？

　　徐乐江：去年世界第一钢铁企业米塔尔和第二大钢铁企业阿赛洛重组，当年的产量是1.17亿吨。世界

钢铁产业的发展模式在变化，全球钢铁人都在思考，尽管有反垄断法。中国今年已经生产4.95亿吨了，产量到了，产能还不止。中国钢铁企业发展到今天，我认为快速的规模扩张期已经接近尾声了，随着矿石原料价格的高涨，中国钢铁业一定会迎来兼并重组。在这个潮流当中，宝钢会有积极的作为。宝钢是改革开放的新企业，没有老企业的社会包袱，1998年不到3万人，但与上钢联合重组后，是14.6万人。所以标准普尔给我们的评级一下子降了两级。走过联合重组这九年，宝钢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我们会在未来的五到六年里实施兼并重组，使中国的钢铁业能够发展到足以和世界上的钢铁巨头相提并论、相抗衡的地步。

    新浪财经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