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国有金融资产定价争议

　　■热点聚焦■苏培科

　　12月11日是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一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中国宣布将ＱＦＩＩ额度提高到300亿美元，无疑是给12月12－13日举行的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创造良好氛围，但这一开放能否满足由美国财长鲍尔森带队的华尔街团队？

　　从会议之前公布的《战略经济对话Ⅲ：白皮书》内容来看，华尔街的游说内容和清单远不止此，他们要求金融服务部门取消控股权的限制，并允许外国公司自由选择存在形式；增进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更大限度地开放ＱＦＩＩ和ＱＤＩＩ。但是，对于稚嫩的中国金融市场来说，拔苗助长显然有失市场规律，在当前国内金融体制和金融服务水平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加速对内开放，大力度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渐次、有序的对外开放，才有助于中国金融的安全和稳定。

　　这就要求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速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如果太快很有可能会钻进全球化的陷阱，太慢则会贻误中国金融改革的时机，而对于华尔街的游说则应该审慎对待，切勿全盘接受。从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过去一年来看，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金融业在外力的倒逼下打破了保守的利益集团制约，加速了体制改革，但是也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对外资的开放速度和过度的优越条件，让国人和国内投资者极为不满。近期，有人将外资入股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的价格与目前的市价进行了对比、相减，算了一笔账，得出外资在十几家参股的中国金融机构中一年赚走了一万亿元，认为中国金融资产形成了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和流失。于是，中国金融资产“贱卖论”再次甚嚣尘上。

　　接着，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尹中立撰文反对“贱卖论”者将浮动盈利视为现实利润计算是错误的，有误导之嫌；并批评以此夸大事实、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反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是不合理的；另外，他认为中国银行业在改革当初能够把股份卖出去就已经不容易了，现在回过头来给人“扣帽子”是不理性的。

　　诚如尹中立所言，将浮动盈利视为现实利润计算显然不合适，因为市值随时都在波动，有可能在外资抛售之时股价比这个时点上的价格更高或者更低，而且“贱卖论”忽略了资本的时间成本，确有误导之嫌。况且，银行股的上涨与股市整体的上涨是分不开的，二者相互推动，导致中国资产价格整体膨胀。但是，外资机构在中国金融业一年时间捞取数倍账目利润，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据，而且一旦外资获利抽离必然是中国财富的净流出，确实参与了中国国民财富的重新分配，具有市场财富的抽水功能，因此这一现象还须警惕和反思，而非极端地反对一切改革、反对对外开放和意识形态般的非理性争论。

　　因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只是改革开放的策略和定价方式可以探讨，不能简单低价“卖”出去。而目前的情形是大部分引资的国有银行其管理水平和体制并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利润、股价与给外资转让价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外资持有的中国银行业股权在一年时间里获得数倍回报，远远超过平均利润，确实存在着不合理。短短一年间让“丑小鸭变成金凤凰”，让很多人无法理解，后悔当初错失了认购中国金融资产的良机，看着外资赚的钵满盆溢难免心态不平衡。但是，这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已经给人转让了就得认账，再后悔也得理性反思、总结过去的得失，合理审视中国金融资产究竟有无贱卖，交易环节有无商业贿赂等制度漏洞，如果确有贱卖、贿赂的证据，及时进行法律责任追溯和惩罚，积极寻找治本之策和亡羊补牢，而不是情绪化地推倒重来。

　　其实，这种“贱卖论”心态的变化和产生，有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就曾发生过这一幕，曾被广为传颂的历史故事“昭君出塞”，似乎与中国金融资产外卖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金融业在应对“贱卖论”时不妨借鉴一下这个故事中的弊端、原因和解决之策。据传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要求同汉朝和亲，汉元帝口头答应，但没有将公主或者宗室女儿许配，只是随便挑了个宫女王昭君（王嫱）冒充公主嫁给韩邪单于。在二人成亲谢恩时，汉元帝看到昭君又美丽又大方，有点舍不得，想把王昭君留下，可又为时已晚。于是回宫后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像来看，画像与昭君本人相差甚远，最后发现原因是由于王昭君在进宫画像时没有送礼，导致画工毛延寿从中做了手脚，故意丑化了昭君形象而没有得到汉元帝的宠信，于是汉元帝越想越懊恼，一怒之下之下就把毛延寿给杀了。

　　由于古时宫女进宫后，一般都是直接见不到皇帝，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到皇帝那里去听候挑选，结果宫廷的腐化和信息的不对称、不透明，导致“优质资产被隐藏”、“国有资产被贱卖”。那么，在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对称、信息不透明、监管不严、金融腐败的情况下，国有金融股权的定价是否合理？转让方式是否公平？转让过程是否透明？转让结果是否公允？资产和利润有无被隐藏？有无商业贿赂？……

　　或许很难一一回答，可是这个过程确实有不尽人意之处，制度的不平等必然遭人诟病。况且，这种事情在古时有之今天亦不能避免，中国国有金融资产之所以在今天被指责“贱卖”，主要是在目前这种国资转让制度环境下，国有股权转让的起点、过程和结果都缺乏约束，有可能存在不公。以前很多国有股权任由少数“保姆”肆意处置、中饱私囊，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全体人民）却没有任何的参与权和投票决策权，被指责“贱卖”也并非无理取闹。

　　因此，国有资产转让、收购的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应该严格监管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部门，在国有资产的转让、并购过程中，将其转让、并购方案对外披露和公告，实施不区分内外资的公平竞争，避免不公正的定向转让，让国有资产的转让在充分的信息下阳光、法制的拍卖。而目前国有银行的股权转让大部分都是私下进行，国内资本和个人被人为排除在外，显然有失公允。

　　对此，刘纪鹏教授与笔者交流时透露，他正在设计一份关乎国资体制改革的方案，准备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部门与国有资产监督部门严格分开，避免国资委既是国资监管的裁判员角色又是国资经营管理的运动员角色，从制度和结构上去完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转让的漏洞，保证国有资产转让、定价的公平和合理。

　　其次，加速金融体制改革，开放民间金融，鼓励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内应该主动改革、大力推动国内的金融自由化，鼓励国内居民和企业参与金融服务行业、分享金融资源，而对外则慎重、有序地开放。对内外资实施公平的对待，而非只是一股脑地卖给外资，防止单一的引资参股模式发生不确定性的金融震荡。

　　第三，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严格监管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并购，全面监控离岸金融产品，防止外生金融风险带来的内核危机。

　　第四，及时建立跨部门的“金融安全协调委员会”，避免部门利益下的违规交易和权利寻租，防止金融腐败。由于在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分业监管和“五龙治水”的格局下，各部门利益的博弈和争执往往导致制度规则趋于扁平化和模棱两可，让很多金融创新业务在监管和利益的争执中夭折，在部门利益和官本位为重的前提下，忽视了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

　　第五，应该深刻反思我国股市的非理性，及时改革ＩＰＯ发行制度。如果继续让中国股市非理性下去，外资必然会在高位套现，目前淡马锡抛售中国银行的股权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初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现在却变成了投机者，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一个疯狂的市场中，投资者也会变成投机者。目前中国股市二级市场疯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级市场打新股的非理性传导给了二级市场，因此采取公平、公正的发行制度也有助于稳定中国股市，如果中国股市的非理性传导源消除后，二级市场的股价也就自然恢复理性，“低价”引资进来的国际战略投资者也不至于快速沦为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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