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宏观调控的科学逻辑

　　作者：陈伟

　　12月5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了明年的基本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从紧也是十年来的重大转向，而在此前，正是通过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本报多次呼吁和准确预见了即将的政策调整(参见本报11月26日1731期头版《从紧：2008中国经济调控定调》、9月17日1721期26版《中国经济“内外紧缩”期降临》)。

　　此时此景，我们认为，深入讨论“泡沫”、“过热”仍属必要，然而，更多的还是应该反思几年来宏观调控的得与失。

　　风起于青萍之末。2007年的前两个月，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然出现过热的苗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已经由2006年12月的13.8%大幅跃升至23.4%，投资的反弹之势蠢蠢欲动；同期，银行新增贷款近人民币1万亿元，相当于2006年全年新增贷款的三分之一；贸易顺差高达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30%。多年疲弱的消费增长也由2006年的13.8%增至2007年头两个月的14.7%。彼时的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不可抑制的高速增长之中，甚至一贯平稳的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在让人欣喜之余，也令人淡忘了其中蕴含的通胀基因。

　　再往前追溯，中国本轮的宏观调控是从2004年开始，此后几年中，宏观调控不断反复，“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之争不绝入耳，各式利益集团更是混杂其间，在政策摇摆之中，很多宏观调控的绝佳时机就在不经意间消失殆尽，为此，我们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客观而论，4年的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为41%左右，很多人惊呼中国已经成为大兴土木的国度，必须进行遏制。然而，在中国的GDP跃升到20万亿元人民币的2006年底，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经悄然跃到了令人眩晕的52%，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能耗问题更是应验了“一年破坏，十年治理”的谶言。

　　同样在3年前，各界还在沾沾自喜于持续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时，殊不知，全球金融、能源环境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通胀种子已经在彼时埋下。当时“煤电油运”的紧张态势以及农产品的上涨趋势已使通货膨胀若隐若现。始于2006年8月的加息已经姗姗来迟，不时中还有一些“中国将面临通缩”之类的杂音。时至今日，回想起来，当时如果能上下一心，各政府职能部门通力配合，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义，现在中国经济也不会面临“高增长、高通胀、高资产价格”的尴尬局面。

　　遗憾的是，历史总是在惊人的重复。即使现在，仍有些部门表示，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高，至少核心通胀率不高，是结构性通胀，民众不必过于担心。殊不知，近年来，随着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已经出现不同的走势，并且可能长期化，因此仅关心核心通胀率可能远远低估中国的通胀风险：比如，在中国的CPI构成中，食品和能源的占比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剔除此类价格上涨对CPI的影响无异于掩耳盗铃。此外，从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来看，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不一定会在短时间内逆转，而且还会传导到其他价格上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已纷纷把货币政策目标从核心CPI转向了整体CPI，即使是一直强调核心通胀率的美联储，也开始重视整体通胀率。因此，有些部门如果冀望仅仅通过简单宣示就能抑制民间高涨的通胀预期，无异于自欺欺人。从某种意义上，宏观调控既是艺术，更是科学，需要各部门踏实的研究和进取的协作，以民为本、科学发展。

　　目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沧桑巨变，全球流动性的主力金融衍生品市场到2006年底，已达到了20万亿美元，是两年以前的3倍，是2000年的20倍。有预测表明到2008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还要增长50%以上，完全可能超30万亿美元，甚至会接近40万亿美元。而中国的GDP、财政收入、

外汇储备等主要经济指标也与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国际的变化使中国的宏观调控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如何应对，是决策层面临的最大挑战。所幸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紧缩货币政策的提法也颇具新意，未来会证明，这将是决策层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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