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继续倚重市场手段

　　傅勇

　　编者按

　　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战略部署的第一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同时我们还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的关头，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显得十分重要，一些新的提法和战略部署都值得关注。为此，我们将以系列文章形式，为读者持续解读这次会议的新内容、新精神。

　　显而易见，通胀趋势已引起中央的高度警惕，未来的宏观调控力度必然加大。

　　在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调控手段，一个瞩目变化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后，宏观调控政策将首次改弦易辙，祭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近日刊出的文章中，表达了对泡沫化倾向担忧的同时，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警告。他强调，处理问题时，要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发展中国家防范和应对危机要求提高对本国货币、市场和对中央银行的信心。

　　虽然这一观点可能主要是以美国次债危机为背景提出的，但笔者认为这也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宏观调控提了个醒，即应当避免行政指令性调控所可能造成的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一段时间来，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宏观形势，央行动用了所有市场化的工具，并将这些工具几乎运用到了极致。在存款

准备金率、利率和央行票据上，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已受到国内外环境的明显掣肘。质疑宏观调控无效的议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对市场调节开始失去耐心，开始呼唤暴风骤雨式的行政手段。

　　相比今年的紧缩而言，明年“从紧的”货币政策显然有更多的含义。其中的焦点是货币政策着力点或将回到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上。鉴于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空间，达成这一目标可能主要得依赖窗口指导等行政手段。在货币政策之外，紧缩土地闸门和固定资产投资审批也将被提到更重要的层面上。

　　我们有理由期望这些手段能起到有效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胀全面化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需要考量行政调控的副作用。

　　反思历史上治理通胀的经验教训，绕不开1990年中期的大力调控。虽然当前的现实与10年前已不可作简单比较，但就宏观经济表现而言，还是有诸多相似之处。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图景可以用高投资、高增长、高通胀来概括，同时伴有明显的

房地产泡沫。这些情形与眼下相似，只是当时要严重得多。就物价而言，1993~1995年的CPI均为两位数，1994年甚至同比上涨了24%。

　　当时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实施行政式的综合治理，而紧随调控而来的近十年之久的通货紧缩是众人皆知的。就货币供应而言，1982年到1995年的13年里，M2供应量平均增长速度是25.3%，而1998年广义货币M2余额增长率是15.3%，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中国上一轮通货紧缩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国际背景，但宏观调控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也的确可圈可点。

　　如果说十年之前的调控手段选择或许具有必然性，那么，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或许没有必要再重复过去。行政手段或是需要的，但只能是不得已之举，并应该处于从属地位。

　　首先，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水平，市场化宏观调控手段的传导机制已经基本具备。其次，宏观调控决策层已积累了相当的宏观管理经验，对调控工具的效力有一定把握。最后，当前中国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现在的对外依存度相比十年之前已大大提高。此时，如果金融市场和美国房市的动荡降低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其对经济放缓的作用可能不亚于亚洲金融危机。

　　从已有信息看，行政调控手段或已如箭在弦，但我们有理由期望其力度应更缓和一些。这是我们解读历史的结论，也是事异时移的要求。(作者供职于央行上海总部金融市场研究处，文章只代表个人观点)傅勇

    欢迎订阅《第一财经日报》！
    订阅电话：010-58685866（北京），021-52132511（上海），020-83731031（广州）
    各地邮局订阅电话：11185 邮发代号：3-21
    新浪财经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