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通胀面前货币财政政策如何搭配

　　席斯 王毕强

　　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一些学者也建议，宏观调控要取得更好的效果，货币政策应该与其他政策手段更好地配合。由此，财政政策也更多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当下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里，财政和货币政策各自能够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在政策配合方面，又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本报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

　　经济观察报：2007年，央行先后加息5次，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经济过热趋势依然明显，通货膨胀压力不减，如何评价这些政策的效果？

　　左晓蕾：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想，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些货币政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今年央行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粗略计算如果没有这9次，现在就是15000亿的货币量，还有加上这1.5万亿在运行过程中所创造的货币，现在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可能更严重。

　　杨涛：我对今年的货币政策效果是有一点质疑的。不过实事求是地判断，还是有一定效果。问题是，引起宏观经济问题的因素很多，不仅仅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使得货币政策的很多效果显现不出来，或打了折扣。从政策的作用来看，很多已经超出货币政策本身能够做到的范畴。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加税这样的财政政策来调控过热的经济，这种提议是否可行？

　　赵全厚：设立新税种或者提高税率是很难的，需要通过复杂的法律程序。如果经济热就要加税，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就应该恢复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个税在1998年已经停征，我估计不会恢复征收。目前加税的可能性不大，加税是对结构调整，不是总量调整。

　　5月份提高印花税的目的是在一定情况下提高交易成本，避免投机过度。而且印花税原来设有相应的税率档次，后来降了，现在只不过又调回去。这不同于设立新税种或者把税率提高到原税制不曾有过的档次。

　　杨涛：近几年财政收入保持了高增长，在这个时候加税压力会比较大。按理说，政府的税收增长，用于社会保障等的纯公共性支出也应该增长。目前，在这部分支出没有大的增长的前提下，如果只加税可能会引来很多诟病。

　　所以，我认为加税的外部压力还是很大。资源税改革就是现在中央面临的一个比较困难的抉择，这个改革实行后肯定会对当前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产生较大的压力。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建议，现在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比如说减少政府支出，但是正如你们所说，中国在社保、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开支欠账很多，如何平衡？

　　赵全厚：政府减少支出有很多手段，最重要的是减少赤字规模和长期国债规模。明年赤字有可能减少1000亿元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削减，长期国债今年发行了600亿元，明年很可能只有上百亿或者不发。从近年来我国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发行额的逐步降低来看，说明我们的财政政策是在稳健中根据经济的走势，逐步走向偏紧的。

　　现在社保、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需要非常大，减少政府支出也很难，但这就是结构调整的任务，减少过去政府在项目投资上的投入，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

　　杨涛：从表面上看，可能政府的财源相对比较充足，但是从政府所承担的事情来说，支出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中国政府承担了大量的投资功能。

　　我认为短期能做的可能就是，在政府的直接投资支出上，还有其他的一些行政管理性支出上，想办法压缩一点，适当的增加纯公共性支出，以此转化政府职能，因为政府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

　　经济观察报：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货币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您认为，怎样搭配效果会更为理想？

　　赵全厚：现在实行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双稳健”搭配。一般来说，对经济总量的调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好一些。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的效果要好些。对于经济过热现象，货币和财政政策一直在使用，减少赤字就是财政政策的体现，也是相对偏紧的政策。但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上，总量调控还是以货币政策为主。

　　经济偏热时期，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调控就是财政收支或平衡或盈余，但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着发展的战略任务。我国财政目前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很艰巨，近期实现财政盈余是有难度的，甚至平衡都很难，因为有太多的方面需要政府投入，今年如果把2500多亿的赤字缩减到1000多亿，这个步子已经不算小。杨涛：很多人讨论货币与财政策配合，究竟配合的对象是什么，配合的目标是什么？这实际上是比较含混的。我个人觉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在中国目前的特定环境下，应该根据不同的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其他情况进行细分。不是简单的 “松”与“紧”搭配的问题。

　　我认为，首先还是基于经济总量平衡目标的协调。这样的协调肯定要致力于总需求的管理，要对“松”或者“紧”的程度进行量化。

　　按照传统观念，对于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相对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对于金融结构问题，可能就要以货币金融政策为主。比如说，流动性过剩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国内储蓄、投资结构的失衡，对这些领域来说，两大政策都是可以协调的。

　　再就是政策协调。典型的就是

汇率政策问题。比如说，成立中投公司，在本质上就是在外汇储备管理上，实现了两大政策的协调和职能的分立。

　　左晓蕾：一般来说，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相对货币政策来说，对经济形势产生中长期的影响。例如发债、减税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至少要一年的时间才会显现的政策，税制的改革时间更长。货币政策相对来说在短期内的影响更明显一些。政府需要两者相互配合使用对经济进行调节。

　　其实我们对宏观调控的看法有误，

中国经济存在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性问题。结构问题不能要求总量政策去解决。总量指标所显现的问题，有时候也需要结构调整与总量政策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热钱流入太多的问题，在“美元本位”的全球货币体制下和全球化的资本全球流动的趋势下，可能并不是加速汇率的升值能够解决的，在现在特定时期内适当的保留一些资本限制的主动权，阶段性的作用可能更有效一些。

　　经济观察报：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防治过热和通胀，需加大财政政策对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的支持力度，对此你们怎么理解？

　　杨涛：我觉得这还是强调，先前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协调方面，还是没有发挥出有效的作用。经济结构调整是一直在讨论的主题，但从这两年来看，好像针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和言论少了一点，可能有的人觉得这是个老问题，不容易解决。

　　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结构性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包括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的问题，第三产业和目前GDP的增长不太符合，传统的城乡问题，区域经济结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长期的经济增长。

　　比如说，政策性金融问题，最早是作为

财政部门和货币金融部门的一个衔接点，因为当时由于财政的效率比较低，纯粹用市场化的金融手段又做不到。不过，现在政府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是商业化改革。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能完全走极端，因为涉及到经济和金融结构性问题，很多东西还需要政策性金融来解决。

　　中国正走向城市化，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是缺乏有效的长期资金供给来源。目前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长期资金的供给来源只能是银行资金，但目前整个银行体系存在短存长贷的问题，银行资金来源大部分是短期化的资金储蓄。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策性金融来提供。

　　赵全厚：我认为，这说明财政将加大对民生方面的支出，减少项目投资，把一些结构性问题解决了。我估计，明年总量和结构会一起调整，总量就是赤字规模将继续下降。结构上将继续加大在公共支出上的投入，最近财政部已经安排了470亿元用于补贴农村义务教育保障，强化薄弱环节。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预期中国经济增速明年下半年或者2009年可能会持续回落，认为到那时候财政政策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您的判断如何？

　　左晓蕾：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两会设定的8%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一个保持中国经济正常运行的百分比，如果GDP回落到低于8%，可能就有些不正常了。如果发生了过度下滑的情况，我们相信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能就要调整，马上就应该是积极的了。

　　杨涛：对这个判断，我认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前景下，我个人觉得，财政政策需要做的，一是怎样更有效地把自己纳入到宏观调控当中；二是如何与其他政策协调起来。

　　财政政策首先关注的是内部政策怎样协调。比如说，财政支出政策怎样与税收政策协调。税收政策这些年来一直很简单，就是保持税收高增长。而财政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没有与税收政策结合起来，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可能是反向的。就像上个世纪末，在我们扩大内需时期，税收增长却很快，对财政支出的增长产生了对冲。

　　还应该关注的是，财政政策怎样与货币政策建立有效的关联。我认为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应当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比如说，在国外，两大当局在国库管理上都有定期的磋商，真正有一个对话或者协商机制，而不是在双方产生一些目标冲突时，要凭借第三方或中央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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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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