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略互惠：机遇大于挑战

　　中日专家齐聚同济大学共同研讨

　　引言

　　近日，在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召开的“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和促进民间相互理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日两国学者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和意义、如何落实和深化这种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组织者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国教授认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时，必须十分注意促进双方民众的相互理解，加强彼此间的学习、研究以加深理解度。战略互惠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长期课题，需要不断深化、理解和扩大互惠领域。

　　中日战略互惠意义深远

　　通过去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的“破冰之旅”和今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日本进行的“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完成了转圜，结束了长达5年的政治僵局，回到了正常发展轨道。一年来，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不仅有了很大的改善和发展，还有历史性的重要突破。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邱国洪副司长认为，两国关系首次被定位为战略性关系，这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建立战略性双边关系，对两国来说并非易事。但实践证明，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更容易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政治理念、外交政策等诸多方面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不仅对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也对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有利。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先生认为，日中双方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如果说《日中建交公报》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日中关系发展史上第一个划时代的阶段的话，那么这次战略互惠关系的提出可以说是第二个划时代的阶段。日本岩手县立大学校长谷口诚进一步表示，“战略互惠关系”不会就此终结在政治口号上，应该会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的。当前在思考中日关系时，共同努力充实“战略互惠关系”非常重要。

　　日方应摒弃“价值观外交”

　　谷口诚建议，日中首先应该认真推动构筑以东亚为目标的“东亚共同体”，如果没有日中合作，“东亚共同体”不会有效果。谷口先生尖锐地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但实际上却在推动政治意识形态浓厚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如果要推动欧美色彩浓厚的“价值观外交”，那么“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就会渐行渐远。如果真想以构筑“东亚共同体”为目标，日本应该在自己尊重共同价值观的同时，作为亚洲的一员，发现亚洲的共同点，推动在此基础上的亚洲外交。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王少普教授等中国专家也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少普指出，日本要看到亚洲的现代化正在发展，而且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亚洲现代化的特点，与欧洲的现代化有区别的。因此日本必须从根本上抛弃传统的“脱亚入欧”思想。

　　他指出，在亚洲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曾经发挥过“领头雁”的作用。然而日本的现代化不具有典型意义，因为日本的社会结构更接近于欧洲中世纪，这是一种以领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当时的中国和韩国。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现代化运动。经过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所有运动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化道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所以中国的这样的一条近代化特点现在已经引起了世界上的广泛重视。它显示了亚洲的现代化道路，既吸取了欧洲近代化的很多重要成果，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的特点。现在一些日本的保守派抱着欧洲的标准，来批评甚至抵制中国的现代化，用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来对抗历史潮流，这是非常可悲的。

　　缓解双方民族主义情绪

　　在中日两国关系中，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横亘在两国人民之间最顽固的障碍。正如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在会上指出的，中日关系的本质，实际上是双方的一个心态问题。

　　邱震海认为，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是亚洲的中心，19世纪之后，日本成了亚洲的中心。而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之间又在进行一次亚洲地位互换的过程。在这种强弱互换的心态中，既有中日之间如何面对对方的问题，同时又有我们中日之间共同的问题。

　　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横山宏章等日本专家对日本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做了进一步深刻的剖析。横山教授指出，日本的战后体制主要包括以日美同盟为中心，重视联合国的外交，重视亚洲以及和平外交。然而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亚洲其他大国日益崛起的背景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提出了要建设美好家园——以及日本要终结战后体制的构想。这种构想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要求人们重新认识日本优秀传统，鼓励爱国之情。但其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危机感，隐含着日中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激烈冲撞的可能性。因为安倍的这种政治构想实际是一种日本式的民族主义的高扬，对正在成为经济大国的中国是敌视的。

　　中日新闻出版部部长川村范行先生从民间层面上分析了日本年轻一代中出现的排他“民族主义”的现象。比如在日本网络BBS上有很多反中韩的帖子，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他认为，由于社会流动以及高消费，日本社会形成了新的富裕层和贫困层。这一新现象使日本年轻人对于就业问题产生的不安。他们心理、情感上的不安在网络上表现为对中韩的攻击。所以，川村先生建议把年轻人就业问题与民族主义问题放在同一平台考虑：一方面，要扩大年轻人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不要发表一些可能煽动排他主义的言论。

　　变化中的亚洲战略格局

　　正如邱震海和横山宏章等专家指出的，中日两国之间面对彼此的复杂心态，及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复苏，除了深刻的历史原因外，还纠葛着日本如何看待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或者说双方该如何调整战略心态来迎接亚洲正在形成的多强并存的局面。

　　王少普分析了亚洲的战略格局和战略态势正在发生的两个重大变化：第一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利益越来越和世界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二是美国的东亚地区战略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美国的战略地位在上升，美国和日本的地区战略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错位。王少普指出日本应该看到亚洲地区的这种变化，并且要在这种大背景下，正确处理好中日关系。

　　复旦大学的包霞琴副教授认为现在中日之间最缺乏的就是战略上的互信。中国经过近30年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经济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外交上希望和世界各国合作。但日本主流还是把中国看成未来几十年当中一个不稳定的、潜在的威胁，这种状况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中日两国对于对方的崛起，应该有个明确的定位。

　　早稻田大学的依田教授认为中国恢复在亚洲的文化大国地位。这样周边国家对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的恐惧就会大大地降低，东亚地区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

　　努力深化中日民间交流

　　在历史上，民间交流自古就是中日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交流保持着相对稳定。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民间交流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而现在在“经热政冷”的背景下，正如立命馆大学夏刚教授指出的，应该以民间交流辅助“经热”化解“政冷”。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国教授认为，民间交流是中日两千年来关系发展的基轴，因此加深加强民间的相互理解，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日本人事院

公务员研修所原所长铃木和晋在分析日美行政人事合作的基础上，对日中行政人事交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铃木和晋表示，日美之间有一个孟斯菲尔德项目。这个项目已经实施12年，迄今共有70多名公务员参加了这个项目。经历了这样进修项目的美国成员，很多人在联邦政府中担当对日关系的重要职务。这样的项目培养了一个有组织的、持续的、长效的知日派，对日美关系作出重要的贡献。日中两国在环境、资源、能源、粮食、

食品安全以及

知识产权等领域，进行行政人事领域的协调和合作，对促进中日之间的理解是非常有效的。

　　中日两国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既要有各领域务实合作和解决好双方关切的支撑，体现互利互惠，更要有着眼大局的战略思考和长远规划，体现战略性。这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不能被中日现存问题羁绊。

　　应该看到，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的特征是相互依存，相互竞争以及相互对立。中日扩大相互依存的程度就是减少相互对立的程度。如果任意扩大相互对立关系的话，就会影响中日关系健康的发展；如果大家以合作的姿态面向未来的话，中日关系将会是乐观的。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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