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率仍是中国竞争力之源

    鲍泰利、盖尔·福斯勒

　　●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是中国公司获利能力提高的最主要因素，也是人民币汇率近年来出现低估的重要原因

　　●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国内物流网络的不断发展，减少了在中国办企业的后勤成本

　　●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出口增长的龙头，并能够取得较高的生产率增长来抵消工资上升等成本增加的影响

　　●城市住房的私有化、国企改制和企业的社会财务负担从国企向政府转移等因素，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个人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增长

　　●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1)制造业的过度投资；(2)鼓励出口胜于进口的激励制度；(3)国际市场准入以及较强的出口竞争力

　　中国竞争力和企业盈利能力增强的一个重要动力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结构调整加速以来，该国生产率的超常增长。中国一直以来都显示出空前的意愿，允许竞争塑造市场，重塑国有企业。

　　中国独特的生产率故事

　　尽管制造业产出不断增长，但是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在1995年到2003年之间减少了1800万人，是同时期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数量的六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是很难想象的，可能也难以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中国总就业人数在同时期并没有下降太多，因为建筑、园艺、通讯和其他服务行业等经济的其他部分吸收了制造业释放出的大部分劳动力。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04年再次开始增加，但是速度非常慢。

　　当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结构调整大规模开始时，最初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是来自冗余劳动力的释放，但是之后几年，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的升级以及后勤成本的下降，就成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更主要因素。既然非国有企业平均说来要比国企效率更高，那么私营企业在全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快速增加加快了平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工业结构调整过程大大减少了亏损的国企数量。不论对国企还是非国企，技术升级、辅以成本相对较低的资本，常常被看作能够继续经营的唯一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竞争更加激烈。

　　美国经济咨商局的研究人员计算得出，在1995年到2003年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年均生产率增长率是20.4%，按国际标准来说是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速度。这个数字与

北京大学中国学者进行的经验研究结果相一致。尽管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仍然有很明显的迹象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很多行业的竞争环境改善了。

　　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由于金融业改革和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前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后者降低了企业后勤成本。1995年到2003年间，中国年均劳动增长率(官方数据为7.3%)是同期美国(2.4%)、欧盟15国(1.4%)，日本(2%)的数倍，也远高于印度(3.9%)(见图1)。

　　劳动生产率而非汇率

　　是竞争力的主要动力源

　　中国经济成功的第一基础既非低工资也非低估的汇率。中国一直把短期就业率放在把企业重组作为更有效率、市场化的经济主体前面。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因素。汇率低估则不那么重要，因为从多种尺度看来，人民币直到2003年和2004年都没有低估。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本世纪初开始加快的关键原因，同时也是2004年下半年以来贸易盈余出现并快速扩大的关键原因。

　　汇率也起着作用吗？要知道，汇率起码在经济重组过程中造成就业岗位流失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些保护作用。然而，很让人怀疑中国是否够快地调整了名义汇率，来充分抵消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效果。这会在那些生产率增长不快或者没有改变的行业中产生非常严重的调整问题。因此，汇率一定程度的低估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工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中国能够而且应当(这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让人民币更快速地升值，但是找到恰当的时机和调整的幅度是公认的难。尽管中国汇率低估助长了贸易顺差的扩大，但是它绝非主要原因，而且与美中贸易双边逆差没什么关系。

　　劳动生产率增长

　　提高了企业盈利能力

　　尽管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资本回报率在工业结构调整之初的几年仍然是下降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制造业的重要部分利润率才开始上升，包括国有企业。虽然有升有降，但是企业盈利的上升势头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各类所有权的企业都出现了盈利增加的趋势，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见图2)。

　　很多制造企业都能做到：(1)自2000年以来在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的同时把实际工资提高10%到15%；(2)保持出口价格不变甚至降价来获取市场份额，至少在2006年前是这样(2006年很多中国出口品的价格开始上升)；(3)同时提高盈利或者取得其他成就。

　　但是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其中的唯一原因。一系列促进增长的结构性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在改革密集期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胀。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飞轮在各种互相增强的因素的推动下开始运转。

　　“飞轮”效应在世纪之初启动

　　首先，从2001年开始制造业的投资以快于GDP和总体投资的速度增长(见图3)。第二，我们也观察到公司投资中自融资金的比重在上升——目前已经超过60%，资金来源主要是公司利润、折旧和在非正式货币市场上融得的资金。第三，公司利润的上升倾向于引起国内制造业“过度投资”和净出口增长相互加强的现象，因为中国公司通常会将税后利润用于再投资，而不是分红。制造业投资增加产生更高利润，更高利润又带来更高水平的投资，循环往复。很明显，这个过程不能无限制地持续，但是目前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各种因素加剧了“飞轮”效应。

　　1.政府财政项目、城镇住宅私有化进程的加速以及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防止衰退的措施推动了国内需求的增加。

　　2.随着日本走出十年停滞，同时美国也从短期衰退(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后)中恢复，外部需求也开始增加。

　　3.内外部需求的强劲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工资增长，导致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公司利润开始反转上升。

　　4.中国加入WTO无疑增加了FDI的流入和商业信心。

　　5.城镇住宅以市场价的一部分进行私有化产生了很强的财富效应，增强了经济中其他积极因素的作用。这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加速了城镇化进程，也加快了生产率的增长。

　　6.城镇住宅私有化也为企业家提供了额外的现金，因为他们不再负有修缮现有住房以及建造新住房的责任。

　　7.类似的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财务负担从国有企业向政府转移也为企业家们提供了额外的现金。

　　8.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也为企业家们提供了额外现金，因为中国90%的改制收益都用在改制后的企业当中，或者改制企业的控股公司当中。

　　9.中国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让三大经济聚集区：泛珠三角区域、宁波-上海-苏州区域和北京-天津走廊内部和之间的后勤成本下降。

　　10.2003年的SARS疫情是短期的，但是银行信贷的快速扩张(为对抗经济突然下行)在此后相当长时间仍在继续。这为企业提供了相当多的流动性，企业开始享受到资本回报率的提高。

　　目前的快速增长模式

　　难持续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投资、产出和净出口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企业利润因单位劳动成本上升而下降、汇率升值、土地和公用设施成本上升等纠正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发挥作用，但是目前高投资、高利润的循环仍然在加强。中国很多行业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享受成本优势。内外部失衡在目前的循环结束之前可能会显著恶化。

　　国内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不断加剧，以及贸易盈余的扩大意味着制造业投资过多，社会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廉价房和环保投资太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减缓制造业投资增速是必要的，也有必要采取措施减少个人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汇率更快升值，特别是在增加汇率灵活性的同时实现升值，对这些措施的实施是有好处的；而且，通过把国内的激励框架向有利于非贸易部门转移，汇率升值有助于刺激就业增长。如果目前的态势持续，贸易盈余很可能继续上升，这将加剧国际贸易摩擦，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盈利的央企开始支付红利，这是走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所宣布的5%到10%的数字太低，对制造业的过度投资起不到实质影响。(作者为世界银行驻中国前首席代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王慧卿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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