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中的刹车与油门

　　■刘以宾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政府网23日发布《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通知称，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分别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的“三个方案”和“三个办法”，全面扎实推进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的建设。对各地区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经国务院审定后，将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作为对省级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这毕竟是事关社会整体、事关民生、事关长远的重要新闻，引起高度关注是理所当然的。

　　有评论者指出，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体现出国家为实现

十一五节能目标的坚定决心。更多的评论者则对“一票否决”能否立竿见影表示怀疑和担忧：如果还是继续行走在习惯环境下 “就事不就人”的旧制下，即便这份考卷出题再严格、评分再周密，也难以避免“一票否决”成“否决一票”的嫌疑；有人更显悲观，认为减排不达标就地免职当不得真……笔者虽不会开车，但还是从现行体制下节能减排的“一票否决”以及各方评论中浮想出一个比喻：一个熟练的驾车者，他可能既死死踩住刹车又下力气猛踩油门么？

　　尽管“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和重要的发展理念，但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行业，ＧＤＰ快速增长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之间，却每每存在着不容回避的天然矛盾，存在着“甘蔗没有两头甜”规律。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等等谈何容易！它受到的客观条件限制实在太多，其过程甚至是无法逾越的。例如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要想加快经济发展和ＧＤＰ增长，就只能上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项目。尤其是县以下区域，除了接受大城市、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这类投资或转移过来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几乎别无选择。曾几何时，严重污染环境的造纸厂、

化工厂、电镀厂纷纷“脱壳”到了乡镇、农村，就是最好的例证。即使世界范围也不例外：二次大战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急于加快经济发展，一方面滥用本土资源，一方面大量从经济发达国家引进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项目，待到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后方才醒悟，于是才有了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才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环境问题与第三世界》一书中甚至有这样的小标题：跨国公司是第三世界国家环境恶化的“直接操纵者”。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向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流动转移，既是一种不合理现象，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

　　从一定角度上说，要想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刹车”，就必须牺牲ＧＤＰ。于是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最大的现实障碍：地方政府以及官员普遍存在着的ＧＤＰ崇拜。的确，以ＧＤＰ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致使地方官员的价值取向与节能减排的社会要求南辕北辙，很多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本来就是在地方政府一手操办下上马的。然而，仅仅把节能减排的希望寄于地方官员乃至系于“一票否决”的措施之上，却有些失之于简单、失之于狭窄。换言之，节能减排的“刹车”装置就那么一两个，而踩“油门”的人却不仅仅是地方官员这一个群体而甚至是整个社会。不减少踩油门的人，不遏制踩油门的力度，刹车再好也不可能管用，甚至会使汽车的整个动力因恶性磨损而迅速崩溃。

　　虽然ＧＤＰ指标并不当然意味着老百姓生活水平以及满意度的高低，但公众间接地希望ＧＤＰ高速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没有谁不希望工资增长得再快一些，起码超过或赶上物价的增幅；没有谁不希望找工作再容易一点，起码能在尚具劳动能力的人生阶段有一个端得住的饭碗；没有谁不喜欢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完善的步伐再快一些，尤其是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然而，哪一样能离得开经济高速增长？因为没有规模的扩大就没有就业机会的增多，没有眼前的效益就没有涨工资的来源，没有ＧＤＰ增幅就没有政府税收的增长。整个社会舆论，尤其来自各级政府的政务信息，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中国即将超过德国”之类的新闻，“ＧＤＰ”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字眼。字眼固然是表面的，而暗含着的却是一种社会普遍性的偏好、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一种几乎能称得上是民族整体性的ＧＤＰ崇拜。换个角度看，时尚的消费观和生活方式也直接对节能减排形成障碍，例如中国的“汽车时代”是不是来得太早、太快了些？

　　要想让节能减排这个刹车装置灵验，管住地方官员诚然是当务之急，而最彻底、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舆论导向和文化的力量，适度遏制人们踩油门的冲动。要求那些没有工作、衣食无保的人消除对ＧＤＰ增长的期望进而获得就业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甚至是不道德的，但从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上，应当建立这样一种舆论导向：要想有效节约

能源、保护环境，就必须适度牺牲ＧＤＰ，同时适度牺牲社会全体成员的部分欲望，以及那些未必是先进、合理的所谓“幸福指数”；要想真正实现绿色ＧＤＰ，就必须在全社会提倡一种更加节俭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否则，不惜以资源的竭泽而渔、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固然可以带来我们工资增长、快速致富、住大房子、开私家车等等眼前的满足，但为之付出的隐形成本也是巨大的，它让我们在大鱼大肉占据食谱的同时增加着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在惬意地自驾车的同时让我们自己同时让更多人吸进更多的有毒气体。基于关爱下一代而形成的所谓“水往下流”是中华优秀传统之一，今天的节能减排，更重大的意义是对子孙后代负责，是在维护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的“代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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