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钱荒的政策启示

　　深圳“钱荒”的政策启示

　　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在这个流动性过剩的年代，11月发生了件事情，可能不会有人想到——人民币短缺。11月初，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下发了文件，被媒体称为“关于加强现金投放管理的11条指引”。其核心内容是对银行现行提款规定的调整：个人每日提现不得超过3万元，每周不得超过5万元，每月不得超过20万元；企业每日提现不得超过10万元，每周不得超过20万元，每月不得超过50万元。

　　据说这样做的理由有很多种，比如，有人利用大额提现来进行“黄赌毒”、走私、洗钱、偷漏税等违纪、违规、违法行为；再如，不少境内居民在香港开立账户炒股都是通过地下汇兑的方式将资金转出，也有人携带相关法规限制的最大量现金通关到香港开户。总之，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文件的实施，立刻引发了当地民众的焦虑和广泛的质疑。而且，一部分银行营业网点过度执行文件，甚至将柜台取现限制在3000元／天，很多ATM机处于维修和没钱的状态。

　　这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的同时，带来了“钱荒”情绪的社会蔓延，各种传言和猜测不胫而走，尤其是在确定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深圳子公司涉嫌卷入深圳“杜氏地下钱庄案”之后。但是，不知道是社会总体反应的影响，还是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的影响，反正媒体报道说11月20日晚上，有

　　事情的发展颇有些戏剧色彩，从实施到结束不超过20天时间。从规定实施的层面讲，似乎可以解释为有关方面反应迅速，有错就改，防止出现更大的社会后果，是个好事情。毕竟比起其他很多落伍规定要强，因为这些规定明知道不好，却总是没有修正意见，于是，只好将错就错。不过，从制定规定的层面讲，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缺少了些严肃性？制定规定的前期功课明显做得不够好，对可能的社会后果没有足够的估计。要知道，这种规定的出台，实在是会影响到太多人的社会生活。

　　公共政策的出台，理应有严格的论证过程，理应有严肃而严格的制定程序。出台规定不是儿戏，而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有些时候权力部门的做法，确实让人无法理解，就像建设部去年曾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个意见，是界定“新建住房90平方米以下小

　　随着权力部门开放状态的拓展和社会民主精神的增长，凡是关涉到公共生活的政策出台，越来越多的制定过程在走听证的程序。虽说限制取现的规定不一定要走听证的程序，但至少在制定规则的过程应该具有听证的精神。换句话说，在出台强力影响公共生活的相关规定之前，如何有效地听取利益攸关方的更多意见，如何让这种听取意见的行为制度化，是需要握有实权的部门认真考虑的。

　　缺少严谨程序的规定容易出台，当然也就容易取消。这种捉摸不定的状态，带来的不仅是民众的不安全感，也有权力部门的社会公信力削弱。以限制取现的实施和取消作为案例来说，难道经过两周多的限制取现，就可以将诸如洗钱、偷税漏税等问题解决了吗？这显然不能说服公众。按道理讲，无论是限制还是取消限制，都要“给个理由先”，而且这个理由要能经得起社会质疑，不能随随便便就制造“钱荒”。

　　一个社会的进步，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表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面，应该是给这个社会以更多的确定性。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有可触摸的预期，也能有稳定的生存状态。不能像港股“直通车”变成了“过山车”一样，虚虚实实的信息迷藏背后，拿人们的真金白银作赌注；也不能像限制取现时有时无一样，让许多紧急取现甚至以清户手段取现的人，不得不折回银行。所有这些，不仅浪费了各种社会资源，浪费了人们的金钱和时间，也衍生了来来回回中的精神焦虑，影响了人们对近期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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