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峰会需注入战略性资产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中国与欧盟的年度最高磋商机制循例启动。第十次中欧峰会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在国际热点、台湾、能源、气候变化及市场合作问题等必然议程之外，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峰会打算为中欧今后几十年的合作制定框架。这反映出中国与欧盟将彼此堪称满意的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化、程式化的意愿。这一努力，在2003年索拉纳主导制定的《欧盟安全战略文件》将中国列为战略伙伴时已经开始，但是随着中欧经贸关系由线型向发散型演进，一些领域的分歧也在向复杂化演进，并突出表现在市场领域。在这个时候，进一步确认中欧关系的重要性，适当调节合作方式必然成为此次中欧峰会的核心话题。

　　最新发散的是

人民币汇率问题。10月举行的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此次中欧峰会之前G7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达成一致，会议对人民币汇率的表态十分强硬。11月12日欧元区13国财长会议上，轮值国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表示：“作为欧洲人，我们最为关心的是人民币问题。”11月27日，在中欧峰会前一天，容克、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和欧盟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率领的“欧盟欧元问题代表团”访华，虽然刻意避开了中欧峰会，但在峰会期间突出人民币汇率议程的意图仍然十分明显。

　　促使欧盟迅速抬高调门的是两个数字。一是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所说的“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正以每小时20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二是最近两个月欧元对

人民币升值较快。这进一步加剧了欧盟的担心。今年以来，布鲁塞尔已经听够了欧洲商界的抱怨。支持商界抱怨的还有奇怪的计算：JP摩根(JP Morgan)称，按贸易加权计算，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仅升值2%。今年迄今，人民币兑欧元汇率下跌了3.7%。

　　当前的“人民币争议”，反映了欧洲商业利己主义的一面。在贸易量统计上，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前三季度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为948.9亿美元，虽然同比增长52.2%，但增幅已经回落。这与曼德尔森引用的数字显然出入甚大。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如果按照欧洲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这一事实只能表明中国在同领域竞争的胜利和欧洲的失败，竞争中的胜败无可置喙。即使按照构建主义者的观点，中国的顺差也是国际分工的客观产物，与意识形态无关，而且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高昂；在欧元坚挺上，始作俑者不是人民币而是美元持续贬值。欧盟之所以拿人民币说事，只是由于他们认为相较于美国，他们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议价能力更高；在人民币真实汇率上，若按贸易利润加权计算，则一定得出正常结论。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末端的一方，大量中国对欧出口产品中产生的利润，中国得到的与所付出的并不成比例，欧洲在华企业的利润最终回到了欧洲。作为具有长期对外商业传统的地区，以贸易属权计算顺差，欧洲并非不懂。

　　当前的“人民币争议”，实则还与欧洲对华思维中尚存僵化惯性有关。僵化在以前表现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方面，今年则是人民币汇率。正是预见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欧洲重视对华关系。这个关系在首届中欧峰会那年被定义为“通过贸易谈判、政治对话、人权和经济合作等手段，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的、为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服务的、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但随着9年来

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这一定义在现实操作中被担忧所引发的应对替代。这让欧洲形成了矛盾的对华关系现状：一方面欢呼不已，一方面摩擦不减。

　　中欧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它既不是完全的市场同盟，也不是价值同盟。它是市场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混合。它既是现实的，也是前瞻的。这一独特性既奠定了中欧关系的稳定基础，也造就了其间断性的不稳定性，并随着欧洲政界的变化和中欧贸易的变化而起伏反复。

　　市场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混合关系，通过中欧近10年的发展表明是基本成功的。但是它可以更好。让中欧关系更加稳定和富有建设性的办法，是注入新的战略性资产。在过去注入的是预期，现在应注入实质资产。在市场合作方面，解决贸易逆差的最好方法是尊重中国货币主权，向中国开放高科技市场；在文化合作方面，是从文艺、学术交流进一步通过政党互动向政治文明交流拓展。而市场和文化交流的主线，则是对多极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共同追求。在这方面，中国与欧盟特别是其传统主导者有着共同的心理认知。这种认同感是中欧最大的资产，也理应是构建未来几十年合作文本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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