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反通胀政策 控制热钱进出节奏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近日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由于信贷市场紧缩拖累美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这对中国出口造成冲击，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将是明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变数。相关部门应密切关注形势发展，积极防范出口下降以及国内房贷市场等风险。而世界银行也在近日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报》里指出，中国经济可能会遭受到出口回落的打击，但旺盛的投资和消费会使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明年的外贸变动会呈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美国经济的疲软对中国外贸影响巨大。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幅达20.4%，第二季度下降到15.6%，第三季度同比增幅仅为12.4%。

　　一般来说，如果对美出口发生较大的偏离，那么就冀望于对欧洲的出口来“弥补”，第三季度中国外贸就展现出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也开始黯淡下来，欧元被推到一个“牺牲者”的地位，欧元区非常恼火在世界汇率体制中欧元吃了“亏”，他们要求那些贸易顺差巨大的国家应该“主动承担其义务”，而他们首指的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处于各种政策和利益的“微妙权衡区”。

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在一个混乱的世界汇率格局中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人民币汇率的确需要合理升值。而且此前

人民币升值是“捆绑美元”的升值方式，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人民币并没有升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的坐标应该要向着“一篮子货币”，而不仅仅是美元。而升值的幅度应保持“渐进”和“可控性”，它的目的是给市场传递一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节奏和稳定的预期。

　　有趣的是，在人民币缓慢升值的过程中，已经有央行官员非常担心“混入中国的热钱的逃跑问题”，表示要开征“外汇流出税”，(例如该托宾税的税率为10%)。这一表态证明了两点。首先，尽管我们是资本账户管制国家，但是对热钱的突然到来和突然撤离并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资本账户管制往往在经常账户自由化的状态下很难实施。国际热钱往往是通过贸易结汇机制“混”进来的，或者是注资在华的子公司(FDI项目)以及外币存款抵押(国内银行向其放款)等方式进来的。其次，央行官员很担心热钱“进退节奏”的突然性变化，比如热钱觉得它赚取的目标利润率已经达到，它就开始撤退；或者它们发现“更大的利润区”，它们就会大规模进入。“外汇流出托宾税”的抛出似乎暗示了热钱在中国已经赚得很多了，现在的动向可能更多的是“逃离”。

　　如果说热钱已经“赚得挺多”，决不是热钱享受“国际间利率差值收益”所致，因为利差收益很小，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缓慢升值，其利润相当有限，而是指热钱享受“通胀带来的资产泡沫收益”，即热钱在

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捞取”了大量的利益。这恰恰证实了造成对热钱的“惊恐”的根源恰恰是“软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

　　关于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争议，一些利益集团总是鼓吹通胀是可控的，或者是核心CPI是可控的、未来通胀率肯定是下降的。这种廉价的“拍胸脯保证”一直从3.2%的CPI升幅飙升到6.5%的CPI升幅。当9月的CPI升幅从8月的6.5%降至6.2%，曾让“通胀受益阶层”欢欣鼓舞，但是10月份CPI升幅反弹回6.5%后击碎了这种“廉价的鼓吹”。

　　现在，如果外贸带来的外汇占款是一个不断衰减的因素，那么低利率导致的信贷投放更需要更多地警惕。需要快速改变负利率和“软信贷”，在特定的阶段，反通胀应该提高到优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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