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不能迟疑的抉择

　　陆红军

　　主动金融国家与被动金融国家之间的博弈，以及主动金融国家之间的博弈，其核心是金融中心在“定制”上的竞争与合作，即：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而最关键的是定人才和定风险

　　金融主导全球化的趋势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博弈历来是大国崛起与博弈的制高点。我国如何在流动性过剩和全球化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把握机遇，完成从全球制造加工中心到全球现代制造业中心与现代金融服务业中心并重的战略转型；如何在我国内地与香港两种金融体制下合理定位与协同发展上海、香港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如何科学布局我国地区金融中心发展网络，形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腹地优势与辐射效应，无疑是事关我国综合竞争力提升和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战略。

　　笔者集15年来参与国际金融中心改革重大课题与项目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全球金融中心格局变化趋势的研究与思考，提出当今与未来发展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三大战略思路。

　　国际金融坎与全球化坎

　　全球化战略是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首要战略。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这似乎已是国人皆知的至理名言。但较少有人深入思索金融的核心是什么。毋庸置疑，金融的核心是资本市场为主导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迄今为止，全球经济发展的金融模式可分为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体系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后者无论在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均发挥着明显强于前者的优势，美国经济超越欧洲，也得益于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正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模式，而决定资本市场体系成败的则是通晓金融之道的商业领袖与专业领军人物，这已成为后全球化时代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特征。

　　作为转型经济与新兴市场的我国，必须清醒地看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不能否认，转型时期的金融体系依然保留着财政金融的痕迹，以及由此衍生的思维定势。我国增长方式中重出口导向轻内需市场的偏好和金融发展中重国内金融轻国际金融的相反偏好，是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定阶段的现状相一致的。这对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了一定的制约。笔者认为，充分利用当前战略机遇期发展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突破两道坎：

　　第一道是“国际金融坎”。过去的若干年中，人们在上海是否属于我国国内金融中心上似乎花了过多注意力。当然，作为阶段性的目标设置，这的确是十分必要的。1994年，笔者发起的首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就首先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首先成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再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最后走向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事实证明，上海正在按这一战略目标迈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也应看到，随着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外延已发生重大改变。若静止地把注意力放在上海是否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内金融中心的争议上，是不科学的。上海作为中国这个全球性经济大国的金融都市，其定位必须是建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综合型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与首尔、迪拜等特色型金融中心城市有所不同。上海更类似纽约，既是经济大国的国内金融中心，又是国际金融中心。不同的是美元早已作为全球储备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尚处于国际化进程之中。从这一意义上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国内与国际并举，而其战略重点则应在“国际金融”上。千方百计地使一个城市成为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是十五世纪地中海时代以来许多国家的核心战略。国内金融中心往往通过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国内金融中心竞合规则通常遵循“国内合作，国际竞争”的模式。若重国内而轻国际，则容易走入重国内竞争轻国际突破的认知误区，难以平衡“机构集聚”与“市场集聚”的关系，也难以发挥上海在我国金融地位的国际化与市场化天然优势，进而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与信心。

　　第二道是“全球化坎”。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战略与目标。自上世纪90年代来，全球化城市已成为一大趋势。与中心城市不一样，这是全球的选择，是全世界对该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金融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认同与选择。全球化城市呈现同质化特征：现代服务业中心、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多样化生产中心、向周边城市辐射中心、全球化信息中心与指挥中心、时尚生活与创新源头。与日俱进的新变幻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对金融中心的新形态——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已经不能封闭在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框架中来理解了。我们必须探索隐藏在金融中心背后的深层元素及其变革，才能略窥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大趋势，从而把握好重要的历史机遇期，按照科学发展观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特色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全球化城市的同质化趋势也影响着其他大城市和中小型城市的发展。纽约、芝加哥、巴黎等全球化城市已开始制定转型规划或百年发展规划，实施金融中心城市功能新的整合或转型。在全球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已经预测20世纪世界经济的“边缘”正在向21世纪的全球“中心”转型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上海在十多年前提出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特大型中心城市的概念已被全球化城市所替代，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正在转型为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这已是大势所趋。

　　全球化新危机的

　　桥头堡与稳定器

　　然而，我国如何规划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大计，如何在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进程中用好战时机遇期、谋取

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安全的最大利益，似乎还没有深入破题，并亟待作出抉择。

　　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史已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崛起不在于按部就班地解决问题，而在于利用机会。我国应善于把握全球性的历史机遇，以优势叠加的策略乘势而上地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如奥运会议、世博会议，是全球认同的品牌与平台，并越来越呈现金融化与知识化的趋势。推动“奥运金融”和“世博金融”及其协同效应是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极好机遇。笔者于2004年首先提出“世博金融”概念与“世博金融计划”，其范畴主要包括世博会议相关的投融资工具、支付工具、金融产品(如世博债券、世博基金、世博彩票等)、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等。对于“世博金融”和“世博金融计划”这样的金融品牌，是乘势推动全球化金融中心的重要举措，应毫不迟疑地实施推进。

　　国际金融中心也是21世纪全球化新危机的桥头堡与稳压器。20世纪金融危机大多起源于发展中国家，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而本世纪首次金融动荡则起源于美国这样发达国家，主要特征为信用危机与衍生品危机。从美国“次贷危机”中伦敦等欧洲金融中心的挤兑和裁员现象可以看到，国际金融中心是新世纪新危机扩散的首选之地。虚拟经济使全球化城市处于危机中心，发达国家央行的独立性也已受到挑战。我们必须从新的制高点上认清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才能在新的抉择中做好准备，完成从中心城市迈向全球化城市的战略转折，建成与我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

　　向主动金融国家转型

　　主动金融战略是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必须调整的重要战略。21世纪新危机第一波受到冲击的是英国按揭贷款银行——北岩银行。伦敦街头挤兑人群的出现，意味着美国已成功地将数以千计的不良贷款打包转卖给全球投资者与银行。纷繁多姿的衍生工具与另类投资产品将美国

房地产“超额产能”贷款，打包成人们难以再重组的债务与无法再定价的产品，扩散至世界各地。金融作为高智能高科技高风险的行业，永远遵循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甚至狮子吃老虎的潜规则。

　　如今的国际金融格局呈现这样的态势：发达国家定规则，新兴国家守规则。一个大国的金融主观能动性决定着其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而其余国家只能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随波逐流，将辛苦积累的财富拱手让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由此，产生出了主动金融国家和被动金融国家之分。

　　主动金融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心往往具备三大特征与优势：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力圈与话语权；敲定金融市场价格水平的霸权与能力；决定各种金融工具与头衔的特权与创意。华尔街、工业七国(G7)、各式高峰论坛与精英俱乐部、独霸全球的金融专才资格注册权的NPO组织等就是主动金融国家的标签或名片，也是其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利器与舞台。他们通过这些资源优势主宰着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与主动权。

　　被动金融国家则具备另外三大特征与弱势：关注国际金融惯例与乐意跟从的潜意识，往往使其放弃主动而为的权利，在话语权、概念、议题甚至体系上听任主动金融国家的主导；执行金融市场价格及遵循行情的商业思维，使其跟风多、开拓少，有时也有创新或反驳，但归根到底还是围绕主动金融国家设定的议题打转；模仿金融产品工具与热衷考试考证的潮流，使各种舶来的产品和引进的理念抑或与本国实情脱节，引起各种金融热象抑或迷茫。

　　主动金融国家与被动金融国家之间的博弈，以及主动金融国家之间的博弈，其核心是金融中心在“定制”上的竞争与合作，即：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而最关键的是定人才和定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主动金融国家凭借其专业人才与资源优势，在制定产品时，就已定下了市场风险，如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设计的次级按揭贷款，从其入市那天起，设计组合产品的主导者对其可能产出的风险就心知肚明。而被动金融国家虽然有风险意识与机制，但在金融创新与衍生品泛滥的今天，很少能够真正设置抵御外部冲击的保险装置，并始终保持独善其身。因为被动型金融国家或经济体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即使在深入开放的政策下，也往往习惯于浅水摸石的内场演练，而不敢轻易踏入国际金融之深水区作外场实战，这更使本身不娴熟国际业务的中国金融机构失去参与全球竞争实战的机会。其实，这种策略最大的风险是使中国机构始终缺乏摔打磨炼机会，因而难以察觉全球危机的源头及其内幕。

　　构建和谐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从被动金融国家转向主动金融国家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渡，而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过程，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与坚韧。我国应借助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战略机遇期，抓紧构建主动金融战略与策略，尽快完成从被动金融向主动金融的转型，从战略性主动金融向战术性主动金融的拓展，从履行大国一般义务向履行大国金融责任的深化，从而构建起既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也有利于我国金融又好又快发展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中国在全球事务(如朝核问题、中非论坛等)、经济发展(国际贸易、经济总量等)、社会进步(

申奥申博和深空探测等)方面，已不愧为全球公认的主导国家或世界引擎。但在国际金融这一制高点上的作为仍与其大国地位不相称，尚未完全进入主动金融国家之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大国，要形成美国那样的金融思维模式并真正成为“复兴大国”还需要很长时间。但站高起点，主动而为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尤其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所有经济博弈中的制高点，更应自主创新，持之以恒。

　　中国要想成功完成向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转型、在国际上拥有绝对话语权，就绝不能安于现状，在别国制定的金融游戏规则中求稳不求胜，否则必然限制其全球金融中心战略的确定。中国要以一个大国的责任和姿态立概念、定规则、求合作，从而驾驭全球金融的整个格局，成为全球金融规则的缔造者和风向标。(作者为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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