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通胀是经济转型的次优选择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经过长期粗放式发展的中国经济面临必然面临一个重要诀择：要不要转型。答案是肯定的，那目前令国人担忧的通胀也就无法回避，因为它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如若不转型而续走老路，不仅会酝酿更严重的通胀。

　　当前通胀的原因较为复杂，从国际环境看，因美元长期贬值导致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引发投资需求热以及全球以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为中国输入通胀压力；在国内，为了摆脱国企改革所带来的就业和通缩压力，政策凯恩斯主义浓厚，长期以就业、货币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多目标的适应性货币政策发行了过多货币，低要素价格促进了外资和外汇的过多流入。在2004年，美元贬值所刺激的产业外资持续流入导致中国需求过热，上游产品供给出现瓶颈，通胀较为严重，尽管后来增加了上游资源的供给能力(如电力)，此后，几乎与“汇改”同时启动，国内要素价格开始缓慢上涨，直到去年底，在粮价和资产价格领域开始爆发。

　　“中国奇迹”产生于依靠外贸和投资的发展模式，这种奇迹主要得益于国内包括能源、劳动力、土地等在内的要素价格低廉带来的产品国际竞争力以及吸引外资的魅力。由于产业多为技术含量低、环保成本小、资源消耗大，在国内外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此，通过人为低估国内要素(资源)价格获取顺差和吸引外资的做法必须转型。所谓转型有两个目标和条件，其一，节能降耗，鼓励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要求进行资源价格改革，创造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条件；其二，化解内外失衡，扩大国内消费，这要求必须提高国民(尤其是中底层民众)收入。如果实现转型的两个条件，都将支持或者加速目前的通胀。

　　因此，政府当前政策在稳定通胀与经济转型之间协调，同时保持经济的发展(稳定就业)，三个目标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但以“稳定”为共同目标，这体现在为实现三个目标的政策都比较犹豫，实施缓慢。尽管要素价格在过去几年都在上涨，主要是通过行政指导价格，政府正在讨论推进资源价格改革，表明了实施经济转型的决心，如果不加快转型则强大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也将带领

中国经济走向终点站。通胀方面，主要是采取总量的货币政策加以抑制，加大个别产品(如猪肉、粮食)供求，并可能将3%的通胀目标适度抬高。问题是，在提高收入方面难有作为，针对通胀实施大幅紧缩的货币政策较为担忧。

　　提高广大低收入国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是扩大国内消费、化解内外失衡、实现经济结构转变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前提，但是，在当前通胀的环境中，较为明显的提高工资水平会刺激更高的通胀，且企业也存在成本压力。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除了有权通过财政支出提高公务人员的工资外，并不能有效的要求非国有企业提高工资，因此，只能制定新的劳动法以及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来保障劳动者权利和提高福利，并扩大财政的公共支出，加快教育、卫生和养老等公共保障制度的改革。如果在资源价格上涨、提高工资(以及福利水平)的同时，大幅加息来抑制通胀，势必令企业承受巨大的成本压力，可能出现大量中小企业无法承受成本压力而倒闭，这将增加失业以及大企业的产品定价权，失业增加而价格上涨会影响中国的经济稳定。

　　可以认为，在转型和抑制通胀的矛盾之间，转型为首，兼顾抑制通胀。而在抑制通胀和经济发展(稳定就业)之间，矛盾比较大。中国的通胀主要是上游价格上涨引起的，抑制通胀可选择的手段不多，紧缩货币数量和大幅加息可能抑制需求，但是对上游价格造成的供给成本加大很难奏效，而且在美元

汇率持续走低以及实施资源价格改革的情况下，作用有限，除非人民币较大幅度的升值，降低资源进口价格。因此，抑制通胀只能在加息和升值之间选择。

　　但是，不管是加息还是升值，都会对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难以判断的影响。如上所说，加息对抑制通胀的作用不大，而升值需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起作用，即使选择其中任何一个，都将导致中小企业的成本压力。

人民币升值对主要以进口中间零部件和材料为主的外资企业来说，对其影响不大，而且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要力量，但是，升值对大部分民营企业是一个灾难，这些主要以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低为优势的出口企业，将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在贸易摩擦加大和出口退税取消的当下。如果大幅加息，中小企业也将遭受同样的成本压力，众所周知，中小企业是中国就业的主要提供者，在上游价格上涨、全国产能过剩以及加息或者升值的打击下，势必增加失业压力，陷入通胀与失业并存的危险境地，这可能造成了紧缩政策的谨慎。

　　长期以就业(发展)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酝酿了当下的通胀和结构失衡，当前的转型也受制于稳定就业的政策，转型意味着减少粗放式的投资和对外贸的依赖，这意味着大量低技术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和工种需求减少，增加了就业难度。而如果就业增长出现问题，扩大国民收入(尤其是农民进城打工的收入)以刺激内需的转型也将面临困难。因此说，抑制通胀、稳定就业以及经济转型之间相互掣肘，都难以有目的明确的政策各自加以有效治理。而国内外市场又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如国内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存在将加剧(供给较少的)资产泡沫，加大金融风险；而国际上，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走向都表现出消极的影响和难以判断，并刺激着中国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外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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