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止通胀更需要对冲型财税政策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10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CPI同比上涨6.5%，较9月份有所反弹，再度达到今年的最高点；而PPI同比上涨3.2%，也是近几个月的最高点，这可能推动CPI涨幅达到新的高度。因此，建议央行加息的声音此起彼伏。

　　加息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常规手段，但目前的物价上涨并不简单是由宽松的货币引起。从10月份的情况看，CPI反弹的主要原因还是食品，其中粮食价格上涨6.7%，高于9月份的水平，非食品价格的涨幅仍然较低，只是1.1%。PPI加速上涨则主要是由原油和原煤等能源、原料产品引起，这与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扬密切相关。加息是通过抑制国内需求(投资和消费)增长影响物价，但食品是比较刚性的需求，人们不大可能因为利率上升而将吃饭的钱存在银行；国际原油价格也不太可能因为国内需求增长的放缓而下降。当然，如果频繁地大幅加息，到了一定程度，国内的需求和物价总会受到抑制，但经济的正常发展也会受到损害，那就是得不偿失。

　　有人主张以加息应对物价上涨，是为了避免“负利率”。“负利率”似乎有很多危害，比如居民存款贬值，企业预期产品价格上涨而增加投资。居民存款确实只能买到越来越少的猪肉，但能够买到越来越多的衣服、电视机或者汽车，存款是否贬值因人而异。同样，企业也不是都能因为物价上涨而获利更多。在各种产品价格涨幅呈现很大分歧的时期，“负利率”并不是非常确切的指标，它不是“紧箍咒”，只是“松紧带”。

　　抑制通货膨胀预期也是加息的一个理由，这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比较正确的理论，但未必适用于目前的中国。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是“通货膨胀预期—劳动力需求增长—工资上涨—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只有当这些环节紧密地组成一个链条，抑制通胀预期才能起到抑制物价的作用。但在现阶段的中国，这些环节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造成通货膨胀预期，但劳动力工资却不太可能因为通货膨胀预期而快速上涨。

　　对于转型期的物价，财税政策比货币政策影响更大。能源和粮食价格的变动，就与财税政策密切相关。国际

原油价格上涨能够反映到国内价格指数中，是因为价格改革的逐步深入，财政减少了用补贴的方式限制石油企业涨价，煤价以及电价的上涨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此外，各种资源税的相继开征和税率的提高，也是能源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粮食及肉禽涨价当然不是因为税收增加，相反，农业税已经被取消，对农业的补贴在增加，这是去年食品价格涨幅不大(因此CPI涨幅也较小)的重要原因。农业方面的财税政策调整，去年取得了很好效果，却没能持续到今年。

　　既然财税政策比货币政策对物价影响更大，那么，应对物价上涨，应该主要从财税方面着手。首先是改善对农业的补贴方式，既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积极性，又能稳定农产品价格，不使其大幅上涨。应该舍弃一味通过农产品涨价提高农民收入的想法，因为农产品一时的涨价往往意味着其后价格的下跌，农民在价格波动中受到伤害；合理的财政补贴才是提高农业收入的正确途径，这也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其次是采用“对冲”的财税政策抵消能源价格改革和增加资源税对于物价的影响。增加资源税以及逐步放开价格、减少补贴既是市场化的步骤，也是促进节能环保的要求。税收因此增加，财政支出则减少，那么，就应该在其他方面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既然开征资源税，那增值税应该由“生产型”变为“消费型”，这实际是一种减税措施，能够降低能源和原料的价格。既然能源企业补贴减少，那节约的财政支出应该用于补贴低收入人群，使他们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生活水平也不下降。而对于中等收入人群，则应该提高

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这是因为，物价上涨到维持基本生活的开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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