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上游涨价风险 综合抑制通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3.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5%，此外，食品类价格上涨8.6%，创下年内食品类价格涨幅新高。与此前引起通胀较为单一的粮价因素不同，粮食价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行压力增大已成为现阶段中国通货膨胀风险扩大的三个主要因素。而作为货币供给增多的源头，10月份当月贸易顺差为270.5亿美元，增长13.5%，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影响中国通胀的因素主要和汇率有关。其一，2001年以来的弱美元政策导致了美国消费需求、中印等国投资拉动需求的过热以及大宗商品牛市，为世界性的通胀奠定基础；其二，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中国要素重估(对外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可以认为，中国由于过多贸易顺差带来大量货币供给，进而刺激投资过热和要素重估，这些都为通胀创造了条件。

　　在过去一年，中国的通胀主要表现为粮食价格的上涨，粮价上涨主要基于种粮成本的提高，其成本的提高源自油、电、化肥等生产资料以及人工的提高，为了避免出现农民抛荒而出现2004年类似的粮食减产导致更大通胀，粮食价格的上涨不可避免。中国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上涨主要有两个动力：国际商品价格因美元贬值和需求过热而上涨的输入性因素；中国本身的要素重估需要。长期以来，中国的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相比偏低，这也是出口商品具有竞争力而顺差过多的原因。要想改变要素低估带来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扭曲，要么进行要素价格改革(主要表现为国内通胀)，要么加快

人民币升值，中国选择了两路渐进式出击。

　　尽管如此，由于美元的贬值速度更快(尤其是次级债风波后)，如果中国资源价格改革和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跟不上，更高的国际资源价格导致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如国际石油价格目前接近每桶100美元；同时，贸易顺差将持续流入，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压力。两个不同速度之间的差距越大，更会刺激热钱流入，扰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推动资产价格的投机性波动，酝酿金融风险。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可能受限于资源短缺，因此，必须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以“节能降耗”为主要表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尽管面临通胀压力，国家发改委还是表示，推进“反映市场供求程度，反映环境成本，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价格改革”。但是，通胀的风险不能不加以抑制，从10月份的数据看，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导致了PPI持续上涨。

　　目前抑制通胀的主要手段是依靠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但是，通胀的内在成因主要还是上游生产资料的价格膨胀(与

汇率有关)，具有国际因素，因此，人民币可以适当加快升值步伐，从而降低资源进口的价格。目前，中国的原油、

铁矿石等对外依赖较大，粮食库存与产量的同时下降也可能导致中国大量进口，人民币升值后，可以降低进口价格，从而缓解国内资源价格上涨的压力，降低通胀预期。

　　当然，国内经济偏热也是引发通胀的因素之一，并且可能出现经济活动和通胀相互促进的恶果，因此，有必要继续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尤其应以数量调整为主，保持整个社会货币供给的稳定，同时打击热钱的流入。追赶CPI的加息政策虽然能缓解“负利率”压力，但是，并不能在CPI上涨之前阻止通胀预期的上升，因为通胀的因素并非单纯的投资和需求拉动，与国际资源价格与国内资源改革关系可能更加密切，而这些又与汇率问题纠缠在一起，因此，抑制通胀需要综合的手段，目前应该关注上游资源价格的上涨的风险，在汇率层面加以调控；同时，保持货币数量的紧缩性调整，防止流动性过剩的失控；最后，对于CPI的波动，利率政策应作出反应，及时跟上，防止“负利率”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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