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之不可承受

　　黄卉

　　2005年那个夏天，是我八年留德生活中最忙碌的日子。除了博士论文答辩，论文出版等冗繁事务，还要给国内的《读书》杂志写一篇关于德国总理提前解散国会是否违宪的文章。那段时间里，我见面最多的是我的律师朋友克劳迪亚·卡尔。

　　克劳迪是学过一些中文，痴迷中国的道家学说，收集了十几种《道德经》的德、英、法译本。我们相识也是因为她想背下 《道德经》的一些章节，让我纠正她的发音。她也帮我校对过博士论文，后来我又去了她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经常跟着去开庭，许多年下来，交情深厚。因为要离开德国准备回国，觉得我们很快会天各一方，于是总是见缝插针地会面。

　　和克劳迪亚碰面当然免不了要谈到德国总理解散国会这个话题。其实，正是在那段时间的某次会面中，她的一句并不刻意的话骤然提升了——如果说 “彻底改变了”过于夸张的话——我对什么是法治(制)精神的认识。

　　那是7月间的一天，我们就坐在洪堡大学边Dorothe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猜测总统的法律智囊会出什么主意。当时我已经基本理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大概情况是，当年的地方选举中，德国总理施罗德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节节失利，加上当时失业人口已超过五百万，离竞选口号中提出的“控制在四百万以下”的指标相去甚远，基本可预见次年即2006年全国大选的下台结果，于是施罗德发表声明，要向国会(Bundestag)提出信任案，但目的是争取不信任，从而具备宪法规定的提请总统解散国会、提前进行全国大选的法定条件。

　　这位学法律出身的总理，走的完全是宪法规定的程序，即向国会提出信任案，当投 “不信任票”的议员超过半数，向总统提出解散国会申请，总统审查批准后便进入提前大选的程序。他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所有政党的响应，普通百姓其实也已经忍受不了时任政府“半死不活”的状态，所以大选提前可谓民心所向。

　　但宪法学家可不这么看：联邦德国的立宪之父们基于沉痛的历史教训，即当年魏玛宪法没有为国会解散设置实体条件，魏玛共和国国会前后被解散七次，最终导致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所以现行宪法强调 “政府稳定”，反对议会自动解散制度，所以宪法规定的“国会不信任”标准必须是议员“真实”的不信任。

　　我完全领会、某种程度上也同意宪法学家们的法理辨析，他们环环相扣的法律论证，打消了一个又一个我对德国宪法条款的“想当然”的错误理解。但临到自己作判断时，我总觉得用 “三段论”推理来下违宪结论不合心意。

　　克劳迪亚也持总理违宪观点，她也知道我并不是要等宪法法院判决，所以很纳闷我的思路到底卡在哪里了。其实我明白，我脑子里模模糊糊转着“良性违宪”的念头，可和平时代起这个话题是不会在德国人那里得到共鸣的。

　　我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如果宪法法院为总理的强词夺理地解释法条网开一面的话，就可以避免德国无谓地再蹉跎一年，难道这不是一种智慧的选择？我来自一个正处在建设阶段的国度，那里的民众盼望执政者雷厉风行地创造政绩，好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对我们来说，一年是多么长的时间啊。

　　我终于找到了提问方式：“宪法法院会不会认为德国承受不起浪费一年时间的代价呢？”

　　克劳迪亚耸耸肩，轻飘飘地说：“连违宪的代价都能承受，一年时间怎么会承受不了呢？”像遭了雷击般，我愣在那里。克劳迪亚还在发挥：“政治家无能成了违宪的理由，那么很快我们的宪法就会成为装饰品，那还了得。时运不济的总理就得认倒霉，一不顺手就想动宪法，他还以为在……”

　　那天，我们肯定聊了很多，但我只记得她耸着肩、那一句不假思索的 “一年时间怎么会承受不了呢”。那一刻，我骤然明白，自己在德国生活了整整8年，享受了“法治”的种种好处，还学了一大套复杂的法律术语和理论，读了好一些德国判决，但还是常常会感到隔膜，尤其在费劲弄明白德国法对某个复杂的法律问题的法理辨析后，更会长吁短叹。不是因为那些法律规则有多复杂或者法律辨析技术有多精湛，至少不仅是这些，而是我的“血液”中缺少了那种“循规蹈矩”的基因，缺少那种认真对待法律的基本素质，所以每每会发出“这也太较真”的感叹。

　　这一次也一样，想到国家可以节省一年时间，就把宪法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的基本道理抛到了脑后。我学的那些法律道理法治理念还都在书本上，而它们对于克劳迪亚，就像喝了好酒后说声“味道真不错”那么自然和真实。

　　回国已经两年多了，在好些场合我被邀请谈谈在德国学习法律的感受，有时候还真不知从何说起。但慢慢地，和克劳迪亚的这次谈话，成了我留德生活中少数几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本文作者系洪堡大学法学院博士)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