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应该珍视中国外贸的价值纯度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G7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在10月19日齐聚华盛顿，讨论全球金融市场诸多问题。市场人士普遍认为，G7会议很可能会以“弹压人民币汇率”为重要主题。

　　今年美国全年的贸易逆差可能为1万亿美元，大约占国内GDP的7%。著名经济学家Sebastian Edwards在其最近的论文《In On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nd the Correction of Global Imbalances 》里表示，“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高度‘离谱’了，这种逆差是不能持续的”。实际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美国有一些贸易逆差是坏事(如果美国快速变成一个顺差国则对世界而言更糟)，关键是度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在贸易上做一些调整，比如美元适当贬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部分地理解“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同时也做好减持美元资产的节奏和策略。

　　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很可能会达到2500亿的新高峰，

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应该加大，但不意味着应该像外部世界所极力鼓吹的那样“大幅度升值”。Edwards检验了最近35年来160个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贸变化，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个是大国的贸易顺差不会持续太久(小国则有20年以上的顺差，例如中东国家、北非或新加坡、瑞士)，而且顺差衰减时的变化率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顺差步入峰值，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另外一个现象是外贸顺差的国家永远是非常少的(平均来说只有28%的国家是顺差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贸易逆差国。而且，整体而言，顺差国一般比逆差国的经济效率要高。

　　Edwards的判断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这种启示可以让我们更为广阔和历史性地看待我们汇率变动的策略以及与汇率相关的利率变动。目前中国高额的贸易顺差也感染了国内很多人，尤其是资产阶层(因为汇率的大幅度上升有助于提高资产价格)。他们认为应该用汇率的大幅度升值来解决流动性过剩和经济泡沫问题，同时，他们觉得提高利率是无效的。但就像Edwards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非常想降低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将比它想降低的还要低”。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珍视顺差，而不要仅仅将它视作“带来流动性过剩的麻烦”。众所周知中国的GDP增长的拉动因素有三：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外贸。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曾经开玩笑地说，“GDP在很多环保分子眼中就是全民总污染”。的确，就像一则尖刻的笑话所说“两个经济学家可以付费让彼此吞食大便，虽然无人会觉得味道好，但是增加了GDP”。当然，这个笑话也暗示了，GDP存在一个“价值纯度”的坐标，有些GDP增加就像“吞食了大便一样”，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在中国，只有具备常人的直觉理性就能感知，外贸的“价值纯度”是最高的，消费其次，而投资最低。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一些地方，投资是最容易发生“寻租”、“政绩工程”的领域。比如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大规模卖地，就可以增加GDP。中国的消费拉动GDP“价值纯度”要比投资稍微高一点。相反，外贸是官僚“寻租”最少、相对没有“形象工程”因素的领域，它提供的是一种更为真实的效率改进和福利增加。这也解释了“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为何比“进口替代型”国家更有前途，也解释了贸易顺差国的整体经济效率为何比贸易逆差国的效率要高一些。

　　从这个角度看，大幅度提高利率而不是大幅度提高汇率对中国更有益。因为大幅度提高利率可以压制国内的投资增量，减少对GDP“纯度”的污染，而大幅度提高汇率则会带来外贸上的激进变化，使得GDP的“价值纯度”变低，恶化整体性的经济效率。这就是说，中国应该控制汇率的年升幅在5%-7%之间，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尽快大幅度提高利率来抑制经济泡沫和信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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