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在经济转轨背景下推进城市化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是贸易和城市化，其中，大量过剩的农民转化为农民工，为贸易生产和生产建设提供了主要的劳动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随着粗放式的以“量”的积累为标志的发展方式接近顶点，中国必须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这也是十七大报告中主要讨论的问题。

　　无疑，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变，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同时可能也意味着传统的加工贸易和建筑(施工)业可能面临增长缓慢的问题，农民工就业遭遇压力，也意味着中国年轻的城市化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轨的难题。

　　城市化的主要逻辑在于：只有城市化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即只有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富裕国家。而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化只是通过

　　导致农民工成为城市“候鸟”而非市民的因素很多，第一个因素就是城市化建设发生异化，人为加速城市化建设而非完善城市化的孕育，这主要是体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绩牵引和利益驱动下，力图通过城市形象工程的建设形成可视的政绩，而随着土地价格的飞涨，以城市化发展还会名正言顺的带来巨大的土地收益。

　　近代历史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但是，中国一些地方已有演变成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的趋势，这个过程的确提供了大量的建筑业、餐饮业等岗位给农民工，但没有转换为市民身份，这种依赖不断重复投资的做法还排斥了农民成为市民的可能。因为经济结构存在问题，这种依靠贸易和投资的经济结构不具有可持续性，且第三产业还需发展，因此，其提供潜在工作岗位的可能性不大。而随着对环保和技术的要求主要提高，大量的高耗能、低技术的乡镇企业、中小企业面临倒闭，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可能会减少。其次，依靠地产业发展的城市化，推高了

　　由于国情不同，也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城市化过程发展不同。在十八九世纪，欧美国家首先对原始的耕作技术进行了机械化的改进，导致了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大幅上升以及农村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从而使得过剩的农民以家庭的形式迁移到新兴工业化城市寻找工作，农业生产也不会因为农村劳动力减少而产量下降。城市化最根本的条件是农民和土地问题，即农民可以自由迁徙，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在这种的制度下，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或者城镇。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发展城市化的情况不同。农田实施机械化耕作的规模也较小，当大量农民进城后，必然影响农业产量。同时，当农民大量进城工作而非成为市民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尤其是稀缺的土地资源，因为农民工在城市必须租赁住房，而在家乡也拥有占有大量宅基地的院子。

　　随着城市化加快，耕地更多得起到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生活的作用，即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或失业，至少可以拥有自耕的粮食而不至于饿肚子，由于社会保障还需进一步完善，农民入城的门槛极高。可以看出，决定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可以自由迁徙、健康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保障。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可以增加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而户籍制度更应该逐步改革。当然，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暂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做法，比如在农村修建更多的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而提供给农民更多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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