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调控时代 货币政策将从容发力

　　傅勇

　　新近的政策变动以及十七大传递的信息发出的信号是：中国需要并将促成一个更加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与之伴随的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将宏观调控放在一个更加稳定的平台；同时，在调控政策更加密切的配合下，一个新的调控体系呼之欲出。在此大背景下，货币政策将越来越能专注于通货膨胀、资产价格等通行目标，后顾之忧越来越少的货币政策将在控制过热上发挥更加坚决的作用。

　　面对宏观经济愈演愈烈的内外失衡，各类调控措施在过去一段时间鱼贯而出，但迄今为止，调控效果仍不容乐观。正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最近在分析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时所指出的，

中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等问题依旧突出，并且还出现了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促成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共识的同时，会否为错综复杂的宏观调控形势打开一个新局面？十七大业已传递的执政信息将赋予未来的宏观调控怎样的新理念？

　　此前有学者担心，十七大或将在达成新的共识之前放松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步伐。与此担忧相反，在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在各分会场的讨论中，一个清晰完整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和施政理念正在迅速传播；而在这一框架和理念中，积重难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或将迎来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强调整体均衡的发展观要求将控制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上涨提高到一个更重要的层面上。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GDP总量指标在同期实现翻两番。无疑，这是一个更高的标准。但真正关键的是，新一届政府民本思想将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GDP应达到3500美元左右，而人均GDP向3000美元靠近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要求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政策。为此，报告将以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改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承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标准的提高要求宏观调控须将通货膨胀这只老虎锁在笼子里，并更加严格地控制资产部门的过度膨胀。原因包括以下几点。其一，通货膨胀的持续上行将恶化经济增长前景，影响社会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导致经济增长的目标难以达到。其二，通货膨胀和资产部门膨胀将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资源流动向投机领域倾斜。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经验显示，物价和资产部门的膨胀时期通常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的时期，这使得低收入阶层无法顺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并让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恶化态势的承诺难以兑现。

　　其次，从各方面信息来看，宏观经济的着力点将越来越多地落在资产部门领域。诚然，整体物价还会继续承受较强的上涨压力。9月CPI涨幅依然超过6%。尽管如此，爆发全面通胀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随着生猪生产周期的周转，肉价上涨已见顶回落；更重要的是，在中国70%的领域处于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全面通胀并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资产部门的情况则大相径庭。笔者此前曾在本版撰文表示，资产部门的持续膨胀正在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并且，高涨的资产价格在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热钱流入的相互强化的机制中，扮演着关键的导向作用。资产部门而不是银行部门才是国际资本流入后的真正栖身所在。因而，无论是对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信贷扩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通胀预期，还是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热钱流入、外汇储备增加等等，资产部门的变动都处于中心地位。

　　再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虽会给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但宏观经济的更加全面有效管理将减轻货币政策的压力。一方面，从调控通胀压力尤其是资产价格的有效性上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加速前行以及公平性分配政策的落实，会增加调控难度。中央明确将提升消费在经济总蛋糕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并积极推进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这可能会真正启动消费需求，使得通胀压力成为一种常态，同时也会导致对资产部门需求的激增。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货币政策的压力将会增加。

　　另一方面，对货币政策利好的信息是，货币政策或许不必继续扮演独舞者。在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央行是通货膨胀压力担忧最为坚定的表达者，并持续动用所有可以动用的货币政策调控信贷扩张、回收流动性、控制通胀预期。央行今年已连续五次加息，最近再次宣布，将从本月2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3%，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八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已经与1988年创下的13%的历史高位持平。同时，央行在发行央票、窗口指导、创建中国投资公司上均不遗余力。

　　笔者认为，新近的政策变动以及十七大传递的信息发出的信号是：中国需要并将促成一个更加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十七大报告经济部分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强调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机结合，要求在宏观调控中广泛采用财政、货币多种政策，以及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等。

　　过去的调控经验证明，依靠单一政府职能部门，很难解决盘根错节的经济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的某些结构性问题，诸如资源价格、投资及进出口结构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宏观稳定的瓶颈，另外，社会保障、产业层面上的体制性弊端极大限制了货币政策效力的释放。然而，在这些领域，央行无力独自解决，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部门合作，乃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多种政策的紧密结合。

　　在宏观调控协调发力方面，最近的房产新政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解。上月末，央行、中国银监会共同针对第二套房贷发布通知。如前所述，控制

房价对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控制房价并不仅仅能够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所能做到的。就最主要的货币政策而言，无论是加息还是提高准备金率都是“一刀切”的调控方式，在针对某些部门的同时，也会提高需要流动性的生产领域以及低收入群体还贷的资金成本。由相关部门联手治理房市显然比小幅频繁加息更具精确制导性。

　　另一项有助于缓解货币政策压力的举措是生产要素和资源环境成本的逐步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已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当前的良好形势来解决长期滞后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经济学原理表明，如果企业的生产成本得到合理的反映，这将等同于人民币升值。虽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现有的信息表明，人民币升值同样亦是一个长期过程。

　　总之，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与之伴随的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将宏观调控放在一个更加稳定的平台；同时，在调控政策更加密切的配合下，一个新的调控体系呼之欲出，在此大背景下，货币政策将越来越能专注于通货膨胀、资产价格等通行目标，后顾之忧越来越少的货币政策将在控制过热上发挥更加坚决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面对物价和资产部门的高涨，我们没有理由期望货币政策会在近期放松调控。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市场研究处，本文仅为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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