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人民币汇率博弈的背后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早在9月，被美国次级债危机扰动得心神不安的欧元区国家，就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并寻找解决之路。不满的对象主要是始作俑者美国。然后，中国也被拉了进来。当时，欧盟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曾在北京表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在欧洲，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是财政支出严重赤字的美国，和因为巨额贸易顺差、国际油价上涨而拥有经常账户大量盈余的中国及产油大国。一个月后，这个判断的一部分变为了欧盟的政策行动。中国的十一黄金周刚过，在卢森堡结束的欧洲多国财长会议上，就发出一项措辞强硬的声明称：“许多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大家都希望它们的实际汇率能作出必要的调整。”会议还决定，近期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国，直接表达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严重关切”。

　　通常在

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上隐身于美国之后的欧盟这次冲到了前面，大可况味。表面原因，是欧元兑人民币、美元和日元的汇率不断上涨，使得“法国红酒、意大利时装、德国汽车”的海外订户减少。但实际原因，是美元的弱势效应开始率先在欧洲发酵。由于欧盟料定美国不会在近期采取主动行动让美元升值，因此，另一个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就成为主要目标。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形势比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更加安全，因此在汇率问题上采取灵活姿态的可能性要大；另一方面，由于具有历史的优势心理，欧盟一向认为，与中国谈判远比与美国谈判要有“底气”。

　　关于

人民币升值，已经有许多讨论，也有无数次博弈。然而，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个问题，人民币汇率是否真实反映了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美国人一直认为没有，欧盟现在也这样认为。在国内，围绕这一问题，也正发生着尖锐争议。不幸的是，许多争议都是在一种静态思维下进行的，因此有人民币迅速升值百分之十五之说。笔者认为，准确的表述或许是：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仍在真实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但是不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为什么说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百分之七十，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具创造性和发展性的部分，密布于此处。贸然取消已在弱化的本币保护政策，必然导致大量出口型企业陷于被动甚至绝境，并进而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而且，即使是这样做了之后减少了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压力，仍可能引发新的外部压力：人民币升值了，中国出口产品贵了，会遭致输出通胀的新指责。因此，无论从经济风险还是政治风险的角度考量，贸然大幅升值均不可取。

　　为什么说不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当经济发展超越开发阶段进入已开发阶段，本国消费者花较少的钱即可享受来自全球的产品，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是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从这个角度说，人民币升值到与高经济水平相吻合的地步是迟早的事，但是，这个未来绝不能在现在就因为各种现实挑战而透支。这也是我们坚持人民币汇率自主改革的原因所在。

　　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世界经济分工是否已经开始调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现实不仅来自政府的意志，也是国际市场、国际资本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中国有充足便宜的劳动力，有良好的工人培训，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前景，有友善的法律环境，有安全的社会形势，还有被迫的对环境保护的较大宽容度。这些构成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工条件。尽管一些趋势表明，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属于中国的分工开始变化，但大的分工仍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欧美市场并不打算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表示容纳。在中国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过程中，很难指望别人提供实质性的战略帮助。在缺乏合作主义内容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上合作，显失厚道。

　　欧元区多国财长会议，是为本月19日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做准备。可以想见，在西方七国财长的华盛顿会议上，关于人民币汇率还有更多的压力之举。尽管这种压力之于中国的效果不会显著，但是，从8日欧元区的这次会议和历来欧美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看，足可以提示我们一点：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趋于深入的今天，经济上的国家本位还是不能不讲，这里强调的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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