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项目管制效力仍不可低估

　　梅新育

　　自1985年以来，中国外债总体规模(以外债余额为标志)在总体增长的同时也发生过逆转，继1992年外债余额减少0.40%之后，2000年我国外债余额减少4.02%之多。从2001年开始，出现了新一轮外债规模膨胀，至今尚未完全停步；而在这一轮外债规模膨胀中，短期外债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表可以看出，2001—2006年间，每年短期外债余额增幅都明显高于外债余额增幅，在2005年之前短期外债余额增幅几乎都超过外债余额增幅一倍，甚至更多。从2003年开始，贸易信贷余额也连续4年出现两位数增幅，2004、2005年增幅更接近40%之多。

　　短期外债之所以成为推动外债规模膨胀的主力军，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此期间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资产(包括房地产和股市)价格上涨预期驱使投机资本千方百计涌入中国，2004年之前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币利率的状况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动力。外债从来就是国际游资发起投机性货币攻击的重要渠道，从1960年6月德国联邦银行提高贴现率导致国内企业在马克升值预期下大量借入外债兑换马克，到1971年8月尼克松发布“新经济政策”后日本企业和银行纷纷从国外借入美元向日本银行兑换日元，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国际游资如何通过外债渠道流动迫使货币升值预期最终 “自我实现”。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东道国政府对波动性强的证券组合投资限制严厉，对直接投资则给予多种政策便利，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往往利用东道国政府给予的国外借贷政策便利套取利差和汇率收益，成为这类国家国际游资流动的主渠道：新兴市场利率高于成熟市场利率或东道国货币存在升值预期时，直接、间接从母国借入资金；反之，则通过偿还母国资金或通过对母公司的应收账款等方式将资金调入母国。有鉴于此，国际游资借助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渠道流入中国，并不足为奇；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监管部门这几年将短期外债和贸易信贷列为监控变相投机资本内流的关键。

　　2004年1月17日，国家外管局将一篇题为 《警惕借预收货款名义进行的变相融资》的新闻通稿放上了自己的网站；随后，监管部门对贸易信贷渠道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强化监管的措施。

　　2003年初，国家颁布《外债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17条规定：“国家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举借外债实行总量控制，具体办法另行制定”；2004年5月27日，《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发布，同年6月26日正式实施。

　　鉴于外资房地产企业依托外资银行和外资股东大量借用外债，2006年上半年外资房地产行业新借外债17.35亿美元，同比增长203.32%，2006年6月末房地产行业全部外债中，外资房地产企业占92.13%之多，去年6月，建设部等六部委发布了《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给此前几乎无约束的房地产市场外资套上了笼头。

　　这些努力在今年上半年终于收到了成效，国家外债发展形势出现了变化，外债余额仅仅增长了1.49%，短期外债余额增长0.7%，登记短期外债余额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外资金融机构成为外债余额增幅减缓的主力，在登记外债的六类借贷主体(国务院部委、中资金融机构、外资企业、中资企业、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其他)中，中资企业和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外债余额分别比上年末减少2.39亿美元、57.91亿美元，其余四类主体外债余额仍略有增长。尽管贸易信贷在上半年仍然增长了6.8%，但这一增幅明显低于同期我国出口增幅。这一格局表明，尽管变相资本内流之声不绝于耳，但就总体而言，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仍不可低估。

　　对于遭受国际游资冲击压力的国家而言，要想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需要确保本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我们可以逐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减少管制项目，但剩余管制项目的效力必须确保。在国内流动性过剩仍有增无减、联储降息又加大资本内流吸引力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有效对意欲遏制通货膨胀压力的

　　(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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