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改委：搭桥者的那些年

　　栏目主持：本报评论员 王 梓 本期主持：本报评论员 周惠兰 代 忘

　　《21世纪》：改革之初，国务院就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等问题。1982年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这对中国改革的起步意味着什么？整个19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步深入，如何看待国家体改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曹远征：1982年经过人大决议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要是为了解决改革问题，该决议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当时体改委主抓的工作。

　　国企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末期，简称为放权让利式改革，从分配领域入手改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引入了利润留成机制。

　　到了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问题，放权让利造成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产权在关联度不清的情况下利润留成增加，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1985年财政收入连续下滑22个月，这时候国家体改委开始牵头设计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股份制讨论也从这里开始)，当时想出的办法是承包制。

　　从1986年的第一轮承包，到1993年的第二轮承包，1993年以后股份制改造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承包制只包盈不包亏，代理人的短期行为并没有得到克服，出现了所有者缺位问题，这时候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改成中国公司法。体改委跟着中国企业改革一路走来，在每一个阶段都发挥了它的作用。

　　《21世纪》：在1990年代初期，推动“企业股份制”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步子没有停下来。国家体改委是这一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当时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在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的规范方面，如何看待那些认为“不尽如人意”的批评？

　　刘纪鹏：我有幸在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这两个环节参与了早期国家体改委的中国股份制研究设计工作。国家体改委首先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提出了股份制问题，具体说股份制包含三个要素：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场，也可划分为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两条线，股份公司由国家体改委的生产司负责，股票市场则由国家体改委的金融司负责。为了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革，1992年体改委陆续出台了《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有限公司法规》及13个配套文件，并同时和香港联交所探讨了内地的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即H股的发行工作。这为以后中国股份制的推进及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我早期在社科院跟随我的老师蒋一苇参与了这些工作。

　　另一条线是设计中国证券市场方案。1989年前后组建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前身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股票交易所，并组建国债发行的STAQ系统，联办的主管单位是国家体改委。当时深沪交易所只能流通增量募集的自然人股，不能流通定向募集的法人股，我提出在这个系统中不仅要流通国债，也要流通法人股。

　　那时我在“联办”专门研究法人股的上市问题。在这个时期，我和体改委的同志接触更多了。当时，凡是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挂牌的法人股，都需经体改委宏观司和生产司共同审批。

　　由于当时的中介机构对股份制改造还不熟悉，所以体改委就决定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叫“中华企业股份制咨询公司”，由我协助体改委委员孙效良同志筹组这个公司,包括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培训、筹组活动都是由这个公司安排的。由于内地企业要到香港上市必须精通香港的法律，所以就成立了股份制改造的专家组成员，我一起参与了相关法规法条的修改制订，并直接参与了上石化、马钢这些老九家H股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工作。

　　在那期间，企业上市遇到了很多障碍和阻力，国家体改委的同志对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陈锦华，他对股份制非常支持。还有当时的生产司司长孙树义和李小雪，他们凭借超强的能力，带领各部委的一些同事，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香港的关系。这期间，国家体改委在财政部、税务局、人民银行、国家计委等政府部门之间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由于体改委的特殊地位和没有自身部门利益，超脱的地位使其不会陷到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中，这为成功地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在改革试点当中，只有以它为代表才能聚集那13个部门推出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全部配套文件，使得我国的股份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规范之路。

　　股份制改革最初在政治上的争执非常大，当时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动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中国股份制的真正起步是由国家体改委带动的，当时的股份制改革由央行和体改委分头管，感觉不是很顺，我们认为应该组建独立证券监管部门，于是由联办组织，李青原、我和章知方等一起讨论，并由我执笔写了《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报告，发表在1991年10月19日的《经济日报》，被联办的同志称为《联办宣言》，提出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联办宣言》就是在中国组建独立证监监管部门的宣言。这在当时冲破银证不分，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意义重大。由于联办就是国家体改委的下属机构，所以也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在国家体改委的领导下完成的。

　　至此，中国证券市场初步形成了深沪交易所，若干上市公司和作为监管部门的证监会的基本格局。

　　在证监会未成立之前，无论企业到香港上市还是非上市的定向募集公司均由体改委管理，1992-1993年，全国共发展定向募集股份公司6000多家，影响力很大，而上市公司迄今为止也只有1500家。

　　证监会成立之后，陆续有一些海外的同志参与进来，他们回过头来又认为定向募集不够规范，产生了

股权分置等问题，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体改委是中国在改革与发展中唯一一个没有部门利益的重要的协调部门，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它既要衔接理论法规和实践的关系，又要充当组织者和法规的修订者，既是这种转轨背景下的法规修整者，理论创造者，又是实践的组织者。

　　国家体改委的同志大部分都是从基层实践中来的，像杨启先、孙效良、高尚全等同志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坚持要尊重国情，尊重实践，并在改革中大量学习了西方

证券法和公司法的规范，懂得如何把中国国情与西方规范相结合，走中国特色之路。我们选择了先从独一股的国有独资企业变为一股独大的股份公司，再逐步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股权分置、定向募集都是中国人的创造。

　　很遗憾，这些宝贵的经验被所谓的海归和空洞的经济学家称为不规范。应该说中国的成功就在于不如美国的规范。中国证监会改革成功之后，实际上对改革方法论的争论非常大，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国企改革上，而且表现在

资本市场的发展上。是遵守“休克疗法”还是选择渐进稳定的逐步转轨，是按照国情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市场化道路，还是用休克疗法一步过渡到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自由化的市场经济，这是巨大的纷争，体改委恰恰聚集了一批真正懂国情、懂西方的专家，在企业、股份公司的改造上，在资本市场的建立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曹远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在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这两个环节参与了早期国家体改委的中国股份制研究设计工作。

　　刘纪鹏：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外经济体制司比较经济经济体制处处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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