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为什么会出现审美疲劳

　　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审计署日前发布2007年第6号审计结果公告，公布了49个部门单位2006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审计结果触目惊心：国资委挤占项目资金5190.32万，发改委向企业收取赞助费1340万元，教育部59.51亿元预算资金年初未细化，首都机场挪用专项资金23.1亿等等。违规资金总数为200亿元左右。这还不算，9月17日，审计长李金华在“2007年中央部门财务负责人审计研讨会”上透露，中央53个部门共自查相关问题500多个，涉及金额270多亿元。

　　自2003年

审计署首次全文公布审计报告之后，被媒体称为“审计风暴”的动作每年都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有关部门的违规倾向。问题是，每年的“审计风暴”之后往往没有了下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部委高官曾为“审计风暴”担责，民众期待的“问责风暴”似乎从未刮起。从操作模式上讲，“审计风暴”已经变成了“常规风暴”；从涉及金额上讲，几十亿上百亿的数字不可谓不大，可是出来对此担责的官员实在是少得可怜。这造成了相当不好的社会影响：面对如此巨大的事件，人们却逐渐产生了“审计疲劳”，再不像原来那样关注这类事情。

　　这当然可以理解。原来人们之所以对“审计风暴”感兴趣，是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信息披露，而且涉及到的机构都是中央部委。在民众的一般想象中，部委都应该是极为正派不会出问题的地方，民间对政府进行批评的时候，大多认为“上梁是正的”只是“下梁歪了”。审计报告出来，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自然会满带惊奇。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惊奇之后，发现事情总是不了了之，老是有上文无下文。所以，产生视觉疲劳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当然，事情并没有不了了之，审计之后的整改一直在进行，只不过这种整改由于其专业性，以及部委事务的保密性，人们虽然可以知道最后的结果，却无法知晓其中的细节，民众所看到的是审计之后没有人受到严厉的问责。从一定程度上讲，“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结局，使国家审计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人们需要一个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处理结果。否则，整个社会不仅会对被审计机构的权威性产生怀疑，而且对审计机构的公信力也会发出疑问。显然，这不利于完成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任务。

　　自非典时期两位高官因未能恪尽职责而被免职以来，官员问责制度逐渐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聚焦点，也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部分省市因为事故原因出台了政府规章，比如重庆市在发生井喷事故之后，2004年出台了我国第一部对官员问责的政府规章，但总体而言，官员问责制度还没有完全进入制度化轨道。可以操作、容易操作的相关规定非常少，很多方面仍然是处于混沌状态，造成部分官员具有懈怠作风和侥幸心理。审计揭示，49个部门单位存在几个共性问题，比如挤占挪用财政资金、截留少报转移资金、巧立名目乱收费、违规兴建办公楼等，这些问题年年被审，年年出现。这些位高权重的部门之所以敢“屡审屡犯”，与没有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有很大关系。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依法治官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命题，是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基本诉求是让官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要对整个社会的舆论监督有所回应。从现实状况来看，这项工作的进展仍需要更强力的快速推进。面对问题及其产生的舆论时，应该有人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应该有人为不该发生却发生了的事情担当责任。这不仅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民众知情权的必需尊重。令人遗憾的是，每次审计报告之后，“榜上有名”的各大部门都是一片缄默。对此，2004年全国两会上曾有代表和委员严肃提出过，只是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被审计出的各大部委依然故我。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已经被古今中外证实为真。对于钱多权重的部委，需要有效的监督方式，来预防被审计的问题再次出现，并保证被审计出来的问题有人负责。我们不能让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审计出来的结果，在风暴之后化为乌有。对政府机构经济活动的监督，对政府部门官员作为的监督，应该在数年审计成果的基础上推进一步，不能就此让辛苦得来的审计成果白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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