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只做低通胀时代的贡献者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以“维护国际商业道德”面目出现的对“中国制造”的妖魔化浪潮，正在衰竭。对于中国制造的非理性评价声音小了下去，大致源于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存在和影响力为不同立场和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共同感知。这种感知部分地源于对中国商品的“离不开”。

　　然而，在中国制造的真相正被厘清之时，新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浪潮似乎正在酝酿。由于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中国物价指数连月上升，蝴蝶效应已经开始出现。中国产品，特别是中国食品的消费者发现他们必须付出比过去更多的钱。有人估算，以2006年中国对欧盟出口1820亿美元和对美国出口2035亿美元计，如果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涨5%，欧盟和美国的消费者就要为此多掏91亿美元和101亿美元。中国从出口通货紧缩转为出口通货膨胀，中国应为全球潜在的通胀负责的声音已骤然响起。

　　在过去的十多年，每年全世界都处在物价温和地上升2%到3%的低通胀时代。这个时代一方面受惠于美国的生产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也出自中国的馈赠。正是因为中国以高昂的代价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才使得全球低通胀成为可能，在全球财富极不均衡、生产力提高不能普遍共享的情况下，中国的贡献比美国的科技发展的贡献还要大。

　　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中国国内商品物价结构性上扬，经过传导，猪肉的价格上涨最终会反映到工业品价格上来；其二，前期对中国产品的疯狂围剿，特别是对中国产品苛刻的检验检疫， 增加了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其三，针对中国产品的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削弱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动力，别的进口路线增加了原中国产品出口对象的成本；其四，美国降息，减弱了美国的进口能力。

　　在上述因素中，一些属于正常的市场波动，一些是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带来的后果。在此情况下，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制造妖魔化，对

人民币汇率施加政治压力，不仅愚蠢，而且有害。对中国制造妖魔化，从表面来看受损的是中国商品的品牌信誉，但放诸全球物流体系，就会发现受损的是整个低通胀经济发展前景，最终，这个损失将由全球消费者和全球市场承担。作为这整个链条中最为敏感的上游供应商，他们显然最先感知了这一点，因此近来把对中国制造商的攻讦改为了道歉。对人民币汇率施加政治压力，不仅让人产生向中国输出通胀的怀疑，而且加快了全球物价通胀的可能进程。

　　作为全球经济的两大引擎，中国和美国需要携起手来。特别是美国，在通胀压力趋于强大之际，其对华贸易政策需要修正，而做到这一点，美国的政治利益团体必须先从原有僵化的意识形态窠臼中跳出来，以更加市场化而非政治道德化的目光看待中美贸易关系，给予中国自主进行汇率改革的时间和空间，通过放开对华出口的禁锢以争取贸易平衡。

　　中国在过去给全球的低通胀红利，并不能持续。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廉价、充裕的劳动力红利终会失去；另一方面，随着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改革工资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劳动力成本和收入上升，让所有人享受经济成果也是应有之义。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阶段性效益已在递减。在此情况下，即使因为全球经济分工暂时不能调整，中国还需要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还需依靠高强度低收入的劳动力发展经济，也必须做好新的准备。这个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应对低通胀结束后来自外部的非正常压力。

　　即使在精明的调控之后，中国的低通胀经济发展仍将持续，世界的低通胀也将继续，但最终，中国不能以牺牲自己公民的

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环境为此一直买单。从这个角度说，在中国物价指数高企、美国通胀预期加大的时候，做好应对“低通胀时代”结束的准备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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