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不能总是依靠行政手段

　　本报评论员赵民望

　　7月初，国家环保总局对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及长江安徽段水环境污染严重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施“流域限批”，暂停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以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同时对38家企业进行“挂牌督办”。这个被视为强硬措施的出手，直接表明了政府对于在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上的立场和方向。

　　依照相关的经验，如此的“流域限批”必然显效。果然，作为“系铃人”的环保总局于2个月后公布了第一批“流域限批”地区解限名单。据悉，在这两个多月内，各地共清理1162个违法企业和项目。其中已关停400个，停产整顿249个，限期治理102个，追缴排污费7.25亿元，增设了19个环境执法督察机构。

　　环保总局就此的评价是：上述解限地区在整改工作中，结合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当地环保工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并且结合流域环境承载力，启动了城市发展和流域开发的规划环评。

　　对于第一批解限的地区，环保总局表示将抽调力量开展后督察，对企业是否兑现环保承诺不断进行抽查，防止污染反弹；尚未解限的地区必须按照环保总局的7项要求，加大整治力度，一日达不到有关要求，一日不解除限批。

　　可以看出，环保总局不会为政绩而放弃“流域限批”的

　　原因在于，从环保总局的角色来看，这只是一次特殊的行政手段，相对于种种的环境问题来，环保总局再大也不能依靠其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样，限批地区也只是全国地市中的一小部分，充其量就是抓抓典型。而所涉地区，大概会有一次或若干次整改措施的落实，最终的效果事实上无法在制度层面上予以保障。

　　“环保总局4年来搞了4次环评执法，靠的全是行政手段，这些手段是现有法规制度框架内的最大创新，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此称，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不允许在“万事俱备”下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

　　环保总局是清醒的。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我们不能起步于行政手段，却幻想通过行政力量来收场。毕竟，限批是一种特殊行政手段，要从全局上解决问题，就要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探索，需要依赖如规划环评、环境经济政策等常规化、系统化的制度。(26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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